货币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股市价格的传导

文章认为,我国当前阶段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股市价格的上涨是由外汇过剩决定的,因此为控制股市价格进而资产价格的上涨,实现其理性增长,应主要从解决外部失衡着手以抑制投资需求,同时兼顾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治理以增加证券市场的产品供给.     

扩大消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

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作用,这已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一个亟待研究思考的重大问题。研究表明,科学合理的消费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必须充分正视影响和制约我国消费的种种因素,调整消费政策,多管齐下,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率,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质量。     

农户信贷需求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为例

基于2006年福建9个设区市中11个村的农户数据,我们分析了当前农户信贷需求的基本状况,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户信贷需求的因素,得出了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四川省社科界灾后重建专家座谈会”会议纪要

5．12大地震后．抗震救灾工作经历了最初的营救为主阶段,现已步入恢复、重建为主阶段。6月18Et．四川省社科联组织召开了“四川省社科界灾后重建专家座谈会”。参加研讨会的有刘诗白、辛文、林凌、章玉钧、杜肯堂、赵国良等20余位省内知名专家及省社科联党组的主要负责人。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均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围绕应急机制、灾后评估、重建规划、灾后群众补助标准、地震带生态保护区、成德绵经济布局、     

上海市儿童权利家庭保护的现状与挑战

通过对上海市1643名儿童、1643名家长及164名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总体上,上海市儿童权利在家庭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具体到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以及参与权上又各有特点,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家长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是影响儿童权利保护现状的主要因素.同时,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又受到传统文化、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结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微观因素

近年来,对于张爱玲的评价尚不够理性,许多带浓厚主观臆断色彩、偏离人伦常识的叙述影响甚至左右着读者的审美与判断。譬如,生活方面,张爱玲的父亲代表负面形象,母亲则代表正面形象;胡兰成带给作家的是灾难……。文学方面,张爱玲自己的文学观很难进入评论视野;代表一己之怀的散文创作被淹没……。本文旨在从微观因素中探寻并彰显沉默太久、不呈显性的对作家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事实。     

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信任不仅对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有良性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现实生活中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     

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

城中村独特与怪异的空间结构形态成为当下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以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为框架,针对城中村空间结构中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公共理性匮乏与孤岛型空间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并认为,准企业型政府下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职能缺位或者力度不足,致使村落以自发方式完成空间的城市化过程,这是目前城中村空间形态问题得以产生的前提.而在该前提的约束下,传统村落空间结构路径依赖、集体土地制度中的模糊地带及其利益争夺、城市化农民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行动的冲击力,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城中村空间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强化公共理性的介入,变村落空间的自发城市化为自觉城市化过程,此乃化解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的关键.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及儒学

从历史经验、解读方法、思想内容、价值取向、主要渠道等方面来看,当代中国普及儒学需要注意以下五方面问题:一、制度层面与义理层面;二、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三、通俗性与深刻性;四、学做圣贤与平民化人格:五、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文章由此对当前的儒学普及作了分析,批评了某些倾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迁,以行政权力为轴心的压力型供给体制的形成,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体制的支配下,有关义务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手中,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来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范围,供给责任下移因此有了制度的空间.但农村义务教育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要保证下移的各项任务和指标的落实,中央政府部门必须要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压力和激励.这种压力型的体制赋予基层政府的只是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激励,所以,无论制度内财力是否充足,基层政府始终有再甩"包袱"的卸责冲动,制度外供给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