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新使命、新思维、新路经

在“财事协调、权责统一“的原则指引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已经趋于明朗：第一步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第二步是按照事权来界定支出责任;第三步是根据支出责任来合理配置财权：第四步是落实税收法定主义,最终走向财税法治。     

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效应评估与政策引申

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演变根植于分税制改革实践中,主基调是通过财力的频繁调整来寻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以确保区级公共服务财政能力,而对事权清晰划分缺乏实质性进展.立足上海“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财税发展新环境,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取向,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改革可细化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清单,促进市、区财权与财政事权动态匹配,优化市对区的转移支付机制.     

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效应评估与政策引申

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演变根植于分税制改革实践中,主基调是通过财力的频繁调整来寻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以确保区级公共服务财政能力,而对事权清晰划分缺乏实质性进展.立足上海“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财税发展新环境,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取向,上海市、区两级政府财权事权划分改革可细化市、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清单,促进市、区财权与财政事权动态匹配,优化市对区的转移支付机制.     

关于继续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分税制自1994年实施以来,总体说来是成功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很严重,主要有财权事权不对称,地方政府无税收主动权,税收成本高,转移支付体系也不健全.从构建公共财政理论的角度出发,需要政府采用系列的政策措施对原有的分税制体制加以完善.     

美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美国的政府结构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三级政府在事权划分上遵从宪法主义原则,即联邦宪法明确列举联邦政府的事权范围,给予州和地方政府以保留的事权.三级政府间税权的大小则建立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税权与事权的相匹配;在税权的用税权内涵中,美国各级政府则呈现出更侧重于公共服务和管理,较少涉足基础设施建设等特点;只有在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的空缺时,联邦政府才会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寻求达到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均衡的目的.正是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美国政府在事权与税权的划分、用税权方面呈现出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转移立法等立法与实践,对我国平衡央地关系和地区间统筹发展,从而解决我国政府因事权与税权不匹配而反复出现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空位”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地区经济差异的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财政体制首先是将地区经济分级,并将其作为财政体制设计的基础。认为不同经济等级的地区可以实行不同的财政体制,地方是否与中央分税、如何分税决定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针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设计了不同的体制模式;最后是对政府事权"分块",认为可对"共有事权"进行局部调整,以使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地方增长联盟的生成逻辑

地方增长联盟是在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经济的强烈冲动,在GDP考核指标的指挥棒下,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通过公司化一体化的运作,从而实现政府政绩扩大化和企业利润垄断化。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外部环境;政治分权化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内部环境;财权与事权的不均衡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必然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思维方式;地方政府角色的转换是地方增长联盟形成的催化剂。地方增长联盟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治经济体制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     

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事权配置出现了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事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事权改革分权化与集权化并存、社会性公共服务比重增加以及公共服务事权交叉问题仍然存在等特点。从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出发,需要在总结、梳理和借鉴国际上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新界定可操作的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事权范围,加快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明显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     

优化支出结构 改善投资环境 摆脱区级财政团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