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渠道对金融周期影响时变机制的实证研究

在关于货币政策影响经济主体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影响金融周期波动机制的研究中,基于风险承担渠道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区别于以往相关研究多关注货币政策实际采取的立场,文章基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渠道探讨了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对金融周期波动影响的时变机制.滚动回归的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对信贷波动反应的敏感性主要影响金融周期的波动,但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基于信贷视角观察金融周期波动时,货币政策信贷敏感性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敏感性对金融周期影响差异较小;较之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对信贷波动反应的敏感性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影响更显著,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随时间扩大的趋势.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货币政策通过政策反应函数渠道而非以往研究中较多关注的狭义风险承担渠道影响金融周期波动的事实,并构建计量模型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渠道影响金融周期波动的时变机制进行了详细刻画.     

作为真理游戏的电子游戏——跟随福柯的文本脉络探寻游戏哲学的建构可能

在当今日趋游戏化的世界之中，游戏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甚至难解难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为我们经由游戏的视角来反思生活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也为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严肃乃至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游戏之中的反思来说服、引导玩家挣脱游戏装置的操控。在这个方面，福柯中后期所提出的真理游戏的概念具有深刻启示。他一方面展现出从权力向治理的转化，进而揭示出治理之中的两个要点，即引导灵魂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将真理游戏细分为从政治游戏向哲学游戏的转化，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说服力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点。如何像苏格拉底那般进行哲学式的真理说服，而并非仅仅臣服于智者式的信念说服，也就成为引导未来电子游戏走向哲学游戏的一个重要线索。     

幂级数和函数的几种常见解法

无穷级数是微积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学理论研究和工程实际应用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无穷级数里最常见的一类函数项级数——幂级数问题的研究在大学数学教学中显得十分有意义,该文主要通过若干实例对幂级数和函数的求解思路进行总结,并给出具体的解题过程。     

德语课堂与二语习得理论

现在多数外语课堂大多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中心，而二语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外语教学应该遵循这一规律。本文选取了二语习得中的输入理论和输出理论进行介绍，分析了二者与德语课堂的关系，进而推出二语习得理论与德语课堂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     

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现代经济主体间网络关联性越来越强,风险很容易在不同行业间扩散,因此有效识别并分析系统性风险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关键步骤。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边际期望损失(MES)两个指标,对巨潮行业指数系统性风险的静态和动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各行业间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性较强,动态特征显示2009年年初和2016年3月为系统性风险的两个峰值;从分行业来看,材料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最高,而消费和医药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最低。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影响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市场面因素发现,短期涨幅较高、长期涨幅较低及流动性较充分的行业,其系统性风险往往更低。因此,应加强对系统性风险较高行业的监管力度,建立好金融防火墙,防止外部金融风险的过度传染;同时应加强对各行业的实时监控,尤其是关注短期暴涨暴跌及流动性充分与否的监控。     

殷商甲骨文原初史探讨

该文试图从甲骨文、金文的角度,对殷商的原初史料进行解读。近年来在殷墟以外的周原,陆续发现了原初史的甲骨文新资料,这些实证表明:原本落后的周族始祖,并未延续夏族独自发明的特有的文字系统(迄今考古学未能证实其实际存在),而是继承、使用了敌对的殷商王国的文字——甲骨文。20世纪我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古文献学传统的记载中,尧舜禹、夏王朝是"文献学存在"的;然而在考古学的意义上,偃师二里头文化仍不能验证"夏王朝"的"考古学存在"即历史真实存在。今后我们还应坚持强调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原初史提供更多的、合乎科学思维的考古数据,作为进一步研讨的坚实基础。该文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来解读殷商世系和天干十日的考证。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新时代背景下家庭户生态需求模型及实证检验

推进绿色发展,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生态需求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家庭户的生态需求,以消费者偏好理论为基础,构建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推导出生态需求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探讨生态需求的各种影响因素,以期对家庭户的生态行为有更深入的观察。理论模型表明,收入水平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都是影响生态需求的重要因素。若政府对生态产品和服务征收从价税,会抑制家庭的生态需求,导致家庭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减少。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收入水平对生态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个体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从因变量的度量方式和估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检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