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看中古丝路上民间佛教的变迁

本文通过分析刘萨诃与番禾瑞像的关系来揭示刘萨诃民间佛教信仰的本质。刘萨诃信仰典型地展现了佛教入华后在民间传播的原始状况和传播方式;同时,刘萨诃信仰还细致地展现了下层社会践履型的民间佛教信仰进入上层社会,被上层社会利用、改造和崇奉的全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佛教在上、下层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变迁。     

“modern”之前的“摩登”——从“摩邓”到“摩登”的言说

摩登问世,并非英文modern的汉译音译,而是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梵语语汇的音译.摩登在中国历经了两千余年的辗转流传,含意发生了多次变迁,逐渐从佛教用语演化为世俗用语,同时带有了浓郁的女性意味.摩登的非本土性使其在20世纪20-30年代之交成为英文modern的汉译音译.摩登的言说引进了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同时自身也存在着古典意涵与现代观念的纠葛与纷扰.     

精神的家园——解析《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被认为是梭罗的精神独立宣言,梭罗在其中探讨了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文章认为他在《瓦尔登湖》所传达的超验主义思想与东方的佛教禅宗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认为人内在地具有精神完善的源泉,自然是宇宙精神的体现以及人的直觉在精神完善中具有重要作用。梭罗以其审美化的人生实践对艺术化的人生进行了深入的诠释。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论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

王岱舆在阐释伊斯兰教时,对佛教中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地方进行了批判。他对佛教本体论、佛教人性论、佛教伦理观、佛教中的偶像崇拜行为进行了批判。王岱舆还批判了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并依据伊斯兰教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王岱舆批判佛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之间的比较来阐释和宣传伊斯兰教,并以此来表明伊斯兰教的优越性。王岱舆对佛教的批判,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等思想长期隔阂的历史,在回族思想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四教”之争。     

江苏青年学人

杨维中杨维中,1966年生,陕西千阳人,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04CZJ002)。如来藏思想是中国佛学的核心。然而,近代以来的日本和中国佛学研究,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诠释方式之后,对中国所流行的如来藏重要经典产生了怀疑,并且由此形成了“如来藏思想批判”思潮。其实,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反传统阵营,还是日本的“批判佛教”的干将,对于如来藏经典的“疑伪”以及对于“本觉思想”非佛教的判定,都是“言之有自”、“查无实据”的。近代以来针对如来藏经典的反思或“…     

《法苑珠林校注》校点疑误

由我国著名佛学家周叔迦先生与其弟子苏晋仁先生前后历四十寒暑而成的辉煌巨著《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是目前《法苑珠林》的最好校注本。然因《法苑珠林》收佛教文献来源相当复杂,且又多佛教术语、当时口语俗语等,笔者精读数过,发现《校注》中有些校点和勘正可再推敲,故不揣浅薄选取数则略加考辨,敷衍成文,以就正于方家。1.“若有众生得于重疾,疗以自药。”(卷四七“引证部第二”,第1438页)按:“自药”不成为词,“自”当是“良”字形讹。“良药”才能治疗重疾。大正藏本《大宝积经》、《法苑珠林》引此正作“良药”,可据改。2.…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