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教育的“依法治教”及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现行民族教育法律制度理论准备有所不足,民族教育立法欠完善,可操作性差。应当正确认识和重新界定“消灭三大差别”的科学内涵,深入调研,转变观念,建立适合我国民族地方条件与民族特点、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新的教育模式,制定实施《民族教育法》,促进民族教育“依法治教”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切实加强浙江重点市场改造提升工作

这里刊载的是金德水副省长2006年4月4日在全省重点市场改造提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题目是编者所加。本文共分三部分:一、通过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强调商品交易市场改造提升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浙江经济发展壮大和浙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流通格局的变化和流通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这既是浙江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新的机遇,又是新的挑战。二、明确指出应从五个方面把握商品交易市场改造提升工作的目标方向,确保“十一五”期间全省重点商品市场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以利浙江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三、强调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规划引导;落实政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创新机制体制、提高整体素质;规范经营秩序、优化市场环境等四个方面着手,更好地完成全省重点市场的改造提升工作。本文观点鲜明,材料翔实,逻辑性、针对性强,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作用,建议全省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者、市场经营管理工作者结合实际,认真阅读,为全省商品交易市场改造提升,为浙江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之实质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部国家政权，外延不仅包括国家事务，而且涉及社会生活，本质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无论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外延还是本质来看，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质都是依宪执政。     

关于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思考

本文认为规范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金融性开放式投资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主要是由集团公司、行业性总公司和现行的投资公司来充任，在运作上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今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必须坚持以产权关系为纽带，以规范化经营为目标，分步操作，并且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两大”关系。     

数据权视域下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及其规制

虚拟货币是借助互联网数字技术形成的加密价值符号。虽然名为“货币”,但是由于它具有物理形态虚拟性、价值虚拟性、运行环境虚拟性等自然属性,因而注定无法成为真正货币。本文认为,从法律属性角度看,虚拟货币在本质上应当属于数据,但虚拟货币不同于传统的计算机网络数据,而是一种非中心化的新型数据。因此,可以在数据监管一般规则的基础上,结合非中心化数据的技术特性,设计关于非中心化数据的特殊规则,以实现对非中心化数据的有效监管,并最大限度地为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营造充分的制度空间。     

检察指导性案例应用研究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立足于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在借鉴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基础上所创设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截至2020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公布了19批72例检察指导性案例,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规范司法办案、维护社会公正提供了有益参照。在司法办案中,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存在感”和“活性”还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对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应用缺乏方法论的引导。因此,有必要立足检察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价值,从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应用内容、应用方向、应用方法和应用规范入手,对检察指导性案例制度进行系统性检视,并提出改进路径。因此,要找准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定位、科学确定指导性案例、建立指导性案例应用机制,以充分优化释放检察指导性案例的最大效能。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主要体现在“语言规范观”“语言主体多样观”“语言服务观”三个方面。在语言规划研究方面,于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命题,如语言规范的参照项是交际值、检验规范的成效是对语言生活的影响、语言规范制定时应重视语言的可预测性、规范就是服务等,这些命题如今看来,依然具有学习借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论商事职务代理的代理权来源

对于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学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司法实践也因此而裁判不一。仅依据“代理权分离于其基础法律关系”这一既有理论,尚不能为商事职务代理权的来源提供最终答案。在商事组织法思维的介入下,结合职务代理的独立发展轨迹及其背后逻辑,可以得出“职务代理权的本源实为规范授权”这一结论。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规范授予职务代理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法定代表人制度便是典型例证。借助于商事习惯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民法典》第170条可以在解释论上获得实现差异化授予职务代理权权限的立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