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变动对稀土企业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稀土行业上市公司2005-2015年期间财务报表数据,借助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和分析了能源产品价格的变动对我国稀土企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价格上升对企业投资具有负向的影响;企业主营业收入增长与企业投资增长成正向关系;能源价格的增长会削弱主营业收入增长对企业未来投资力度的正向影响;为了维持长期产品预期需求,企业短期内会调整实际投资水平.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文章应用空间交叉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造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和方法,探讨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在不同省份间具有异质性,而且空间相关性对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对于财政支出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更多省份则表现为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     

政策不确定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分析

不确定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从政策不确定性着眼,首先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而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相关数据,例证了政策不确定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能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建议,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空间面板研究

文章以STIRPAT模型为框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的“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际人均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8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环境污染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工业SO2去除率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存在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污染物排放相对指标对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规制的联合效应可以削弱单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也可以通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间接削弱“绿色悖论”效应.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总体来说变化幅度不大.     

中泰外商直接投资实证研究——以泰国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为分析对象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泰国作为东盟第三大经济体,以其优越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吸引了不少中国投资者进入泰国投资,而其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对中国直接投资有着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及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发现,尽管泰国通货膨胀率、泰国工业生产指数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但泰国居民消费指数、泰国商业银行存贷比率、泰国生产价格指数、泰国失业率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会产生负向影响,而中国与泰国之间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在泰国直接投资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因此,鼓励中国投资者向泰国投资,加大两国贸易合作以及开展两国文化交流,是促进中国和泰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互助互利,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目标的有效方法.     

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分析——基于桂籍华商的调查

桂籍华商与东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交流频繁,对于研究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因素更具识别价值.文章通过对桂籍海外华商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识别的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及分析,结果显示:海外投资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事件特征等四大类因素影响.同时,桂籍华商与专家学者在东盟投资国家风险识别因素的认定上存在较大差异.积极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拓展桂籍华商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识别能力,建立桂籍华商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防控机制,完善桂籍华商相关组织机构,有利于更好地防范和应对国家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国家视角出发,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基础上,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与GDP、人口、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因素相比,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贸易投资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运输和基础设施指标影响程度最大。对于不同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     

全球投资治理下的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与中国对策

国际投资的双向流动缓释了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矛盾,美欧投资制度的趋同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影响减少了国际投资制度分歧,为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提供了驱动力,但南北国家投资保护理念仍有差异,加之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导致多边投资协定谈判面临诸多障碍。基于对主要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国际投资协定的文本分析可见,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投资准入、投资竞争、投资争议等条款。为减少谈判障碍,化解制度分歧,中国在推动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时,应选择能兼顾南北国家利益的谈判路径,以"共同发展"为导向,提供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能力、可以兼容南北国家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并能灵活应对南北国家制度分歧的谈判文本。     

天津投资型发展模式面临的困境及转型思考

天津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京、 沪、 渝相比,其资本形成率更高,最终消费率更低,而且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降幅更为明显,在经济新常态下,要转变为以内需为导向的创新型驱动模式,道路依然曲折.笔者在分析天津与京、 沪、 渝地区差距的基础上,力图揭示天津投资型发展模式的问题,并提出四项解决思路.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