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与股价、房价相关性实证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制止了实体经济的下滑,但也导致物价水平持续攀升,通胀预期不断增强.特别是大量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选取中国1998-2010年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通货膨胀与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对其短期波动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其中,通货膨胀对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更为敏感,两者的因果关系因滞后期不同差别较大.     

股权投资企业运营风险的理论探析

以股权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经营管理的本质,尝试性地提出了PEF运营风险的定义,并对其具体内容作了概括;通过深入分析PEF的经营管理过程,作者还深入分析了PEF内在的运营机制,并得出初步的研究结果:PEF的运营风险主要集中体现于其资金流动的持续性上,并通过其在资金募集市场、股权投资市场和退出市场的交易成果得到反映。     

论非法集资概念的逻辑演进及展望

非法集资概念从产生至今,其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而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过程中,非法集资概念逐渐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概念相互混淆,产生了严重的逻辑缺陷。反思非法集资概念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非法集资概念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而学界对狭义非法集资概念的认识还存在偏差。为了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建议由证券法承担部分集资行为的调整,从证券法视角对非法集资概念的发展进行新的展望。     

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标准——理论基础、函数测量及其缺陷

经济活动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判断其效应,资本流动效应则在麦克道格尔模型中得到解释和衡量。国际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流动的一种特殊经济活动方式,其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判断,可以建立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变化,通过柏格森—萨缪尔森方程的变化,在两人两商品的简化模型中,用国际直接投资变量加入前后的差值加以确定。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的计量模型测定提供了基础,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定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所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但就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演变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经济学基础及函数测算,在前提假定及逻辑演变中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效用的主观性、外部性产生的福利变化、帕累托最优判断的冲突性问题以及社会福利的合成谬误。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运用和实际测算应关注前提假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约束。     

境外投资战乱风险法律控制初探

如何控制境外投资所面对的战乱风险,是投资者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法律手段是控制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重要方式,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法律控制主要包括战乱风险保证与战乱风险保险两种途径。战乱风险保证包括资本输入国内法保证、国家契约保证和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保证。战乱风险保险制度则包括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保险制度。这些方式的有效运用,需要企业和政府协同打出组合拳。     

我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趋向及艺术品金融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取得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艺术品收藏与投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转变,开始由因喜好和兴趣而收藏转向关注艺术品的经济收益;艺术品市场趋向金融化态势,各类艺术品投资基金和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品表现出了与传统形态迥异的金融特点.     

民间投资财产权及其法律保护

民间投资财产权是发生在动态投资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财产权,具有主体的二重性、客体的扩张性以及保护方式的兼容性等特点.由于长期历史条件的制约,我们对民间投资财产权缺少足够的认识和保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投资潜力的发挥.本文通过对民间投资财产权内容、特征以及法律保护现状的分析和论述,指出现行法律保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之策.     

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自主权益

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本投资者与其权益拥有者之间,不能出现错位分离,而必须是同一主体。尽管公共教育存在着政府机构的投资主体幻觉,似乎政府也可以分割和获取部分劳动力产权或限制人权,但政府支出的人力资本投资费用,最终都还是以税负的形式,全部由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阶层来支付,政府只是公共教育投资的代理者而非最终的投资买单人。公共教育投资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体平等交易,同时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物品交易。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保护而不是剥夺普通公民的劳动力自主权益,主权在民和藏富于民才是和谐发展的终极旨向。发展的最大障碍只能首先来自于作为基本人权的产权制度缺陷,发展的首要路径则只能是劳动力自主产权制度的有效重构,这一发展选择对于转轨发展国家具有基础性和首要性。     

社会责任投资适合中国资本市场吗?—来自社会责任指数的证据

同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社会责任投资规模所占的低比重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的地位极不相称.投资者主要关注的是收益与风险.若在中国按SRI理念进行投资的收益率高于按传统投资理念进行投资的收益率,则社会责任投资适合现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社会责任投资可以成为主流或有成为主流的趋势;反之,社会责任投资的践行者只能限于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投资者.     

我国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动态调整检验——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89—2010年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揭示了我国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并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动态调整效应。分析表明,O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OFDI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从动态角度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较小,并且呈负向挤出效应,即从中短期看,技术寻求不是我国OFDI的主要原因,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的冲击响应相对更为明显,说明OFDI的确提升了母国的技术水平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