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先进文化引领企业发展的思考

文化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企业因文化而繁荣。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创建百年油田的灵魂和原动力,不断创新企业文化是创建百年油田的必然要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铸造百年企业的坚强保证,有效结合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断创新企业文化的基石。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经验分析

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我国政府都牢牢控制了城市的两大核心要素,即人口和土地.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离不开政府干预的作用.政府干预模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变量.政府主导模式逐渐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干预城市化的新模式.不仅如此,政府主导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的部分.尽管政府主导模式具有较高的风险和成本,但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这一模式也有一定的优势.     

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加强民族国家建构——阎学通教授专访

尚未完成的民族国家建构 范勇鹏、李彩艳（以下简称“范、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大多有一个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相辅相成的阶段。欧洲国家形成之初,都伴随着拉丁方言转变为民族语言、基督教共同体认同转变为民族认同、封建义务转变为中央集权、地方族群一体化为单一民族的过程。     

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关系

在今天,突破由西方话语主宰的话语体系的束缚,重建关于中国叙述的国家、地方文化知识体系,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的新的历史使命。其中,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就有三个方面的关系需要加以厘清,即地方文化研究与全球化及国家、民族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地方文化研究的乡土性特征与现代化处境的关系;地方文化研究与研究者的关系。     

在美国研究伊斯兰的犹太人

美国的伊斯兰研究涵盖甚广,其中尤以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社会和政治进行的研究影响最大。在这一研究领域中,近年来活跃着不少犹太裔学者,其研究中带有很强的主张犹太人利益和以色列利益的色彩,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也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坚定盟友。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具有很大共通性：在学术见解上,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遗传资源法律问题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遗传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对于揭示生命起源的奥秘,探究海洋生物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下特有的生命过程和生命机制及其在工业、医药、环保、军事等方面的用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生物资源的法律地位、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国际、国内法律规制.     

利益集团、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

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兴起并非由于社会成员任何形式的契约协定或自愿交易,而是强权者理性且自私的产物。保护产权和契约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也是出于统治者自利的刺激和需求。为防止统治者或利益集团侵犯个人权利和过度掠夺社会财富,一是需要稳固的民主体制,二是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国家繁荣的政治条件。     

智库建设与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本文在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智库机构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职责和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对智库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性和如何在智库建设中不断强化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探析.从理论研究、外部经验、政策研究等方面,对智库建设进一步开展加强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建议.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悖论与困境——以《少年中国说》和《呐喊·自序》为中心

1984年,福柯在检讨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检讨和反思时指出,只有拒绝对"启蒙"的"敲诈",现代哲学才能真正面对启蒙提出的问题,推进我们反思自身与现在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对"启蒙"的"敲诈",指的是那种设法确定"启蒙"中可能有的好的或者坏的因素之后,把这些有限的历史片段当作根据,强迫我们必须在反对,或者接受启蒙之间做出选择的行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