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阳县农民收入的现状与农民所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标任务。农民增收成为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为全面了解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现状、结构特点、存在问题和农民所盼。合阳县统计局对全县近五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分析,以便正确为农民提供增收渠道,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循环经济是预防和解决产业化养殖外部不经济性的有效途径——以甘肃省发展产业化养殖及加工为例

甘肃省产业化生猪养殖及加工业发展迅速,本文在对其运作模式--"公司+基地+农户"的特点及产业化养殖对环境产生的可能影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种植-养殖-沼气工程"的循环农业并建立了模型,通过延长产业链,来预防和解决农业产业化生猪养殖对环境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这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农户有机肥施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目前化肥施用过量,有机肥施用严重不足,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土壤肥力下降,阻碍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2008年200个农户的调查,利用调查数据构建tobit模型,对农户粮食作物有机肥施用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引导农户增施有机肥的相关政策建议.     

正确认识经济回升形势

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四川经济形势,既要充分肯定经济止滑回升的显著成效,也要冷静思考和分析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既要看到发展中的积极变化,也要看到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嘉兴市农民增收政策影响实证研究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的收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质量、人口素质、农民发展前景等一系列问题。从嘉兴近三十年发展历程看,外部体制创新是农民收入出现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民自主发展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因此,从政策环境入手,推动地方政府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对嘉兴农民增收,建立长效机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期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迎来发展春天

<正>曾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中国农村,将是合作经济组织大放异彩的地方。"统计显示,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全国工商机关就共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26397户,成员共计35万户。中国大地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风起云涌,农民     

多元理性主导农户的差别化生产研究——基于6省区农户的多案例分析

农户差别化生产的行为动机分析是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六省区农户调查的案例分析,发现单一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很难解释农户以"一家两制"为特征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实际上,中国农户的生产动机至少包括了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6省区134份案例中,96.3%的农户表现出两种生产动机,64.2%的农户表现出三种生产动机,体现出了多元理性。而对其中6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及3种生产动机的逐项复制研究说明,多元理性主导了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因此,完善基于多元理性的农户行为分析框架,对于从更符合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业和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连片特困区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增收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基于2000—2012年武陵山片区69县市(区)的面板数据,考虑空间异质性,运用空间统计的ESDA法和空间计量等方法,考察了片区农民收入与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冷热点格局,比较产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农民增收效应。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高度的空间正相关性,形成以丰都、彭水、武隆、黔江为中心的热点区及洪江、中方和鹤城为中心的次热点区;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空间相关性显著,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张家界片区,有向周边蔓延趋势;铜仁地区处于"三低"分布的冷点区。(2)进一步的空间模型估计显示,人口城镇化是片区农民增收效应的主要动力,产业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亦有正效应,但带动能力偏弱。(3)农业技术水平、物质资本投资和经济密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增收,相反,片区金融发展的现状对农民增收存在抑制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内农户经济研究十年

新世纪以来国内农户经济研究延续了西方农民学和20世纪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以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户家庭经济环境和经济行为方式的变迁为基本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对农户的经济理性研究、农户经济行为过程和内容的分析、农业生产要素与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三个主要方面。已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农户的经济生产或消费,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对“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反思

本文对当前我国“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一是对公司和农户签订的契约环境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困境产生的根源。二是对履约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运行的困境。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改进的建议：通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摆脱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提高自我履约能力;双方建立起真正的利益共享机制;政府体制进行改进和互补性制度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