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明素质评价研究——以对北京东城区市民文明素质的评价为例

市民文明素质是民族文明素质的主导和标志，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是民族文明素质提升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以对国内外有关人的素质研究的借鉴为基础，在市民文明素质研究的视域中揭示市民素质“文明”的本质：即市民的文明素质不仅是市民个体的道德观和道德修养，而且是市民在城市“公共领域”活动和交往时所体现的自身所具有的公共意识、公共素养。本文在探讨市民文明素质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构建市民文明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方法以及评价体系模型，并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北京东城区市民文明素质开展评价，创新了市民文明素质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全球化:普遍制度文明与主体实践选择

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全球性普遍制度文明的发展与转换。制度文明及其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全球性制度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主体普遍交往中的冲突、相融、创新、转换是其发展方式。普遍制度文明对于各发展主体的具体制度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推进其发展,也可能导致其衰亡。普遍制度文明并不意味着全球制度的一元化。增强制度意识,推动国际“游戏” 规则的合理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必须选择。参与制订全球交往规则的根本前提是加快发展,加快提升我国综合实力。     

奥斯曼帝国后期中东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奥斯曼帝国晚期,西方文化开始渗透到中东社会生活当中。中东和西方的交流活动主要沿着以下层面展开。第一,作为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先驱,埃及率先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第二,西方对中东地区的入侵对双方文化交流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三,中东文化的宗教性与西方文化世俗性抵制与交融是二者文化交流的突出特征。奥斯曼帝国在遭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己的不足,并从中吸取教训,力图自强求新。另一方面伊斯兰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还是保留了下来并且经受住了这种冲击。     

走向世界时的“立场”与“心情”的“标本”

本文以西学东渐中的容闳为背景，在２０世纪中国作家寻求与西方现代文明沟通的整体联系中，分析费孝通访外散文作为文化“标本”的意义与价值，探讨一代知识分子走向世界时的“立场”和“心情”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的差异。     

中国税务的耀眼明星——记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杰出青年文明号柳州市地税局鱼峰分局

1996年,当广西柳州市地税局鱼峰分局年轻的局长蔡伟从共青团中央、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手中接过“全国青年文明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时,鱼峰分局就像一颗刚刚升起的新星一样,开始吸引着全国税务人的眼球。接下来的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蔡伟局长和他的接班人刘坚一次又一次地捧走了全国的多项荣誉:创建全国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杰出青年文明号;首批全国青年文明号信用建设示范创建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10年成就奖;全国文明单位……10年来,他们从辉煌走向辉煌,成了中国税务系统一颗耀眼的“明星”。     

求实创新搞活 办出学报特色

没有特色的期刊不仅存在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希望。在期刊如林的激烈竞争中，求实、创新、搞活，办出学报特色，是学报繁荣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引发的最大关注,仍然是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的关系问题。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表达的"偶像崇拜"观念,青铜、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用"权杖"表达权力、威仪、崇信的权势象征意义,"万年之长"的古史传世神话系统等在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上的特性,表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象征,同时还产生了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体现出其最大的价值是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环境修复诉求案件诉讼费的认定及承担

江苏常州“毒土地”案又被称作“天价诉讼费案”,两级法院对原告环境修复诉求性质的不同认定,致使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的计算和收取结果出现巨大反差,这对研究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修复诉求性质的界定、证成和诉讼费用的承担机理非常典型。案件诉讼费的调控、引导、教育、衡平功能表达是司法资源优化、价值引领、行为规制和成本追溯的产物,合理的诉讼费用负担原则更是发挥着正诉激励、滥诉预防和行为矫正作用,对促进环保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从成本—收益角度考量,环保公益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成本投入高、收益低、责任风险大,若用普通民事诉讼规则来调整和规制,激励性远远不够。基于此,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成本分摊制度设计便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案二审法院将环境修复诉求认定为非财产性案件且属优先诉求并据此计算案件受理费,将承担修复费用认定为优先诉求不能实现时的备位诉求,且在同意原告缓交诉讼费的前提下,判决由败诉被告承担原告一方的律师费、差旅费、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用环境司法实践有效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司法中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但立法等层面仍有不足需要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