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效应的表述及研究框架评析

在对网络技术标准竞争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述了基于新古典研究框架、ACE研究框架以及博弈论研究框架下网络效应的不同表述方式,分析了不同研究框架的研究特点、适用性及其优点和局限性。本文认为,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研究问题的统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应当根据研究实际,灵活选用网络效应的不同表述方式和不同研究方法。     

基于博弈论的服务提供商与消费者谈判行为分析

形成有效服务关系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水平和维持正常的社会劳动关系.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谈判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外部约束力量(如市场监管惩罚)、等待成本和寻找服务成本.在服务管理中,为建立诚实有信的社会,首先需要提倡诚实行为,通过教育、法制和经济等手段提高人们的诚实守信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是加大惩罚机会行为的力度,形成合理的社会平均服务收益机制.     

中美中东石油关系解析

作为居世界前两位的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都离不开中东石油。中美在中东必然因石油而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双重性——事实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中东石油领域,如果两国展开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双方可能走向“零和”或两败俱伤的“负数”结局;如果两国开展对话、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则完全可以在中东石油甚至其他能源领域实现互利双赢。     

中美中东石油关系解析

作为居世界前两位的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美都离不开中东石油。中美在中东必然因石油而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双重性——事实上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中东石油领域,如果两国展开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双方可能走向“零和”或两败俱伤的“负数”结局;如果两国开展对话、合作或实现竞争下的合作,则完全可以在中东石油甚至其他能源领域实现互利双赢。     

说“以善致善”

制度,用博弈论制度学派的话来说,是多人重复博弈的均衡解。如果你对这个解释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我建议你去读一读管理学上颇为著名的“分粥”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其生动地演示了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过程,尤其揭示了一般意义上的“好”制度是如何被利益各方博弈出来的。     

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治理策略:基于双层监管体系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前景理论和演化博弈论构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和参与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考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行为演化规律,分析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从而为遏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违规行为提出建议。研究表明,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的情况下,仅靠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无法有效遏制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违规行为。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参与的情况下,存在两条路径可以有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约束：第一,增加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力度以及加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经营行为的惩罚力度;第二,增加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消极监管行为的处罚以及加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奖惩力度。研究结论可为治理互联网金融平台违规行为,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相关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随着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合作的逐步发展,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也逐渐显现。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主要行为主体有地方政府、农户以及台商企业。文章从各主体的利益行为分析出发,构建并分析政府与台商企业、台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动态博弈。分析表明：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但其存在不规范行为;台商企业基于趋利的本性,在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会展开“寻租”行为,在与农户之间的博弈以牺牲农户的利益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农户与台商企业的博弈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其有限理性和知识能力有限,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实现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形式。     

由国际政治学第二次大辩论引发的中美博弈分析

20世纪中期,继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学术大辩论之后,国际政治学界经历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这场革命触发了国际政治学的第二次大辩论——提倡运用新科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和保持历史和传统研究方法的学者的一场论战。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水平的综合评价

文章应用因子分析法和DEA法,从高等教育实力和高等教育效率两个不同维度构建综合评价矩阵,来刻画我国31个省区高等教育水平,并对其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实证分析.主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实力分布不均衡,而且高等教育效率水平总体偏低,区域的高等教育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型,并且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应从不同的路径和力度加以改善.     

我国“督察”制下中央地方监管部门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以我国"督察"制为背景,构建了包含监管当局、地方监管者以及被监管对象三方博弈的监管模型。"督察"制下,地方监管者虽在人事上受控于监管当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违背监管当局的利益而产生腐败行为,因此监管当局会派出中央督察者对地方监管者进行监督。本文在研究三者行为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地方监管者腐败行为的因素,并给出了监管当局分配中央督察者和地方监管者人员数量以降低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策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中央地方监管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