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伟大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篇重要著作,是在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和党内盲目执行国产国际指示从而严重“左”倾的形势下,在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无法得到执行甚至备受指责和非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已经具备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雏形,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它所强调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及调查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财富时代正名

2007年2月11日，北京“乌有之乡”书店邀请学者杨鹏先生，与卢周来，杨帆就“改革以来的‘原罪’问题”进行辩论，本文是杨鹏先生发言整理稿。     

论消极腐败

理清消极腐败的内涵外延,分析消极腐败表现形式,思考产生的缘由,提出抵御和整治消极腐败的措施。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

作为现阶段从严惩治腐败政治诉求的刑法回应,《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作了重要修改,许多修改内容均值得肯定。但其总体上并没有破除贪污受贿立法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积弊,重新编织的贪污受贿刑事法网以及调整的惩治力度,不但没有提升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反而是"名严实宽",难以满足反腐败刑法供给的需要。理论上进一步评估和探讨此次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修正的得与失,可以为全面修正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理论铺垫。1     

对反腐倡廉法治化的探讨

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 ,反腐倡廉法治化从根本上讲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化。本文认为 ,在我国应加强廉政立法 ,实现以法治权 ,确立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 ,以权利制约权力 ,进行体制改革 ,以体制控制权力 ,严肃廉政执法司法 ,从法律责任上约束权力     

公有制理想的代价——腐败与企业转制的中国案例

企业转制或私有化进程中的腐败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企业转制把公有制下隐性的资产流失转化成了转制过程中的显性腐败,其根源在于公有制企业内在的治理结构缺陷,而不是企业转制本身。虽然企业转制中出现了腐败,但转制本身却能够减少公有制企业中的腐败,因此,企业转制的进程是短期内的平等与长期内的效率之间的权衡。在既有的企业治理结构和政府权力结构下,企业管理者很可能会和政府官员通过合谋来决定转制方式,并分享企业转制产生的利益。企业的转制能够带来效率的提高,虽然腐败客观上推进了企业转制,但也由此加剧了不平等。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的企业转制中,权力结构不变、效率和公平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兼得的。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腐败治理制度研究

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反腐倡廉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腐败现象呈现出新的特点,腐败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为辅助,以探求腐败利益链为切入点,紧紧围绕国情,以选择控制源头为重点,构建一套集训诫、惩治和预防功能为一体的制度体系。     

范文澜与20世纪中国史学道路

紧密地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灵活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使历史研究达到更加科学和更加本质的认识 ;倡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潜心钻研的优良学风 ,特别当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潮流袭来的时候 ,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抵制 ,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 ;自觉地发掘中国历史的特点 ,勇于担负建设中国历史理论体系和探索史学的民族风格的时代责任———以上三项 ,是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全局性问题 ,也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范文澜以其对唯物史观原理的精熟运用 ,对文史典籍和历史考证的高深造诣 ,为科学研究投入全部生命的奉献精神 ,在上述三个重要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我们今天建设 2 1世纪史学仍然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     

再论孔孟儒学与腐败问题--兼与郭齐勇先生商榷

本文试图通过与郭齐勇先生的对话,进一步讨论如何理解<孟子>文本记述的舜的两个案例和孔孟儒学在滋生某些腐败行为方面所具有的负面效应问题,并由此阐述在当前背景下提倡"后儒家"观念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