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腐败问题透视

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高校面临着腐败现象高发和多发的严重挑战.高校的腐败不仅阻碍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青年学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危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入新的世纪,中国高校肩负着"科教兴国"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深入研究高校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内在机理,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不仅对于高校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引入公益诉讼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生效,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问题,公约最大的贡献就是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腐败犯罪资产的追回机制,但是,由于立法上的滞后以及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尚未探索出一套有效追回流失于境外腐败犯罪资产的制度;由于公益诉讼的自身优越性,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以充实和完善外逃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条可行的道路。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反腐策略论

文章从反腐立法,公职人员管理机制,反腐机构的设置以及反腐的社会环境四个方面来阐明作者对腐败的防治问题的思索:立法方面,要加强反腐立法,制定专门的系统的反腐败法和监督程序法.管理方面,要严格公职人员的录用、考核、奖惩制度,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机构设置方面,要设置专门的反腐机构,健全反腐败的社会监督网络.此外,还应强化舆论监督,优化反腐环境.     

析腐败现象的社会心理因素

腐败是一种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 ,对社会肌体有着极大的侵蚀作用。腐败现象是与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的 ,它具有时间上的久远性和空间上的普遍性 ,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正因为如此 ,消除腐败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为反腐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们自身也都是勤政廉政的模范。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 ,腐败现象有趋于严重和泛化的倾向 ,已经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和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并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因此 ,反腐败已成为党和国家的大事、要…     

将反腐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加坡的基本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历程可以发现,新加坡并不单一地治理腐败,而是将整个腐败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治理来推动腐败治理。从国家治理视域来看,新加坡腐败治理的基本经验在于政党自律、政府廉能和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考量与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及做法,我国治理腐败的对策有:通过提高执政党对腐败治理的领导力,加强腐败治理权威性;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进腐败治理方式法治化;提升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构筑腐败治理的文化基石。     

试论治理腐败的逻辑

为了选择有效治理腐败的方法,首先要解决针对有效治理腐败的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治理腐败逻辑”有三种:一是减少介入腐败的机会;二是提高介入腐败的代价;三是增强腐败免疫力。这三种逻辑及其策略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运用三种逻辑及其策略,才能有效治理腐败。     

解读治理腐败的手段

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是构成治理腐败综合手段的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