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与环境污染

农业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归结为3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农业市场化水平越高,农业要素的配置效率越高,引起的环境污染越少;二是中介效应,农业市场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又影响环境污染;三是间接效应,农业现代化影响环境污染,农业市场化会加重或减弱这种影响。利用2007—2011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上述3种效应。研究发现:农业市场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存在的,农业现代化的中介效应尚未显现。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并未降低环境污染,反而恶化了环境质量;而农业市场化不仅有利于降低农业污染,还会减弱农业现代化对环境的恶化,在两型农业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依边而生：尼泊尔利米人及其中尼边境贸易生活研究

尼泊尔利米谷地与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接壤，跨境贸易历史悠久。利米人与我国藏族同源，历史上王系的频繁更迭，致使其在归属问题上错综复杂。根据1961年的《中尼边界条约》,利米地区划归尼泊尔管辖。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的政策背景下，尼泊尔利米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兴边富民”政策的受益者、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关注利米人及其中尼边境贸易生活，对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

自2013年党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最集中的区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合作区域以及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中国软实力辐射的重点区域。然而，2017年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第一，美国以“印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环境进行双重塑造；第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第三，中美博弈叠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引发对华供应链重组；第四，周边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态度可能进一步分化。基于此，中国应围绕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目标积极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秉持“优先东盟，深化俄罗斯中亚，改善南亚，推动韩日”的战略思路，积极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战略举措上，加强开放合作，抓住“战略时间差”，将周边地区打造成新发展格局战略节点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创新战略思维，积极探索建构周边安全合作体系，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韧性。     

边疆省区和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想：时代价值、基本逻辑与实现路径

边疆省区和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想的提出有助于拓宽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丰富其文化内涵。研究围绕“为什么建设”“怎样建设”的核心问题，系统梳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以揭示其时代价值，并在理论与实践逻辑辨析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和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可将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区域延伸至边疆省区并赋予其动态交融的和合文化内涵，从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到实处，构筑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基石。和合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有形、有感、有效地构建和合文化空间廊道，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价值要素沿“共振—共创—共生”路径协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最后，研究提出边疆省区和合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路径，即在旅游资源普查基础上遴选文化交融类资源，在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确立“和合共美”示范区，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础上探索多元主体共创机制。研究为深化边疆省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观念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找制约中国—东盟合作深入开展的观念性因素，并进一步探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东盟未来身份新的定位。     

试论直系军阀的泛地方主义

直系军阀的地方主义不是典型的、单纯的省区主义,省区籍贯只是形成直系地方主义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这种泛地方主义是地方主义概念外延的扩展,其实质没有变化。它既是直系军阀维系其内部团结的凝聚力,也是其操纵国家政权的工具,同时也反映了省区与省区、省区与中央的利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