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现象应否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以重新界定现象的本质为切入

本文从人性的需求出发,着重分析了个体因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其更高层次的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的要求,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之间的矛盾,并认为这是导致过劳死发生的本质所在。以该本质为基础,文章具体分析了导致过劳死发生的四种具体原因,由此文章划分了应予法律规制的情形及不应纳入法律调整范畴的情形,并对该划分以正当性说明。     

试论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心灵冲突——兼与西方悲剧精神比较

本文立足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文本,对这篇小说蕴含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的恶和不公进行批判,也不是对主人公的不道德的艺术观提出批评,而是揭示了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就是人的世俗常情和艺术的超越精神的矛盾.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使矛盾双方得到了调解,完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悲剧.文章最后将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从古今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     

杜威人性思想浅析

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把人的本能、欲望、需要说成是不变的人性,虽然看到了人性中包含着求生存的自然属性,但是没有指出人之所以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更没有看到人的本性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有其明显的局限性。     

论西方法治理论之基础

西方的法治产生于近现代,但是法治思想和观念发端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长期的酝酿之后逐渐形成和完善。本文对西方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即基础进行分析和探索,探讨西方的法治理论合理性结构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西方法治理论建构的基础,即人性的预设,保证了法治理论本身的合理化,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为二元:即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     

文以载入功能在《古船》中的体现

《古船》的人学蕴涵在其思想意义的诸多方面占据着核心地位。其中的人物形象不但是作品形式构成的主角,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意义构成的主角,是作者极力思考的核心内容。作品文以载人的功能是不容置疑的。这主要体现在作品的情节、结构和人物自身上。《古船》的人学蕴含是其区别于同期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

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此倾向的形成,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性的批判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人性观及其中国化

从人性的界定、人性的倾向、人发展的决定力量、健全人格的特征四个方面,将"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人性观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的人性观进行比较,探讨其中国化的可行性及其中国化过程中会面临的阻力。     

审美回归与英雄失色——兼论《金瓶梅》中的“水浒”人物

明代长篇小说在经历了神异化、传奇化、历史化的过程以后,作家们的目光转向了世俗和人间。这一转变,使小说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以前的仰视天空或回首过去转向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描写。而那些叱咤于神话、历史和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侠,诸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松等人到了《金瓶梅》等一类世情作品中,便褪去了神奇的色彩,而被赋予了常人的属性,这是作家审美视角转换而导致的人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