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奥秘——遗憾

遗憾是社会运动的必然产物,存在于人生命的全过程之中,是人对理想与现实距离的心理体验.它既是人对感性生命的呈现,又是人对理性生命的塑造.在本质上,它是人性的生命形态,具有群体属性.通过从人的需要出发,对人的存在、理想、体验、能力、思维等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应该得出结论:遗憾是人类个体对自身社会化完善程度的呈现方式;社会文化环境是其依存的载体,文化是其最终表现形态,人性是这种文化形态以个体为载体的外部表现;遗憾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表现为人个体的生命状态,成为人性所掩饰的奥秘.     

狂欢化的诗性与人性童话--论金波《乌丢丢的奇遇》的文体开放性与复调对话结构

将巴赫金的理论移植入金波童话新作<乌丢丢的奇遇>,向人们展示这部童话的魅力,不仅抑制了外在的权威话语,并独创了这种既诗又童话的开放文体,即诗性童话.通过运用复调理论的解读,发现作家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多种平等意识的多声部复调对话,而且还塑造了一个复调的人,在童话中真正复归人性.     

当前管理领域的道德建设初探

历史上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人性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人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却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管理者创造着不同的管理制度,运用着不同的管理措施。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面对国民心态呈现出的种种危机,管理者应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着眼,倡导自律和道德立法相结合,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促进个人的完善,推动社会的进步。     

论酷刑

酷刑与人性有密切联系,是对人道的背弃。酷刑涉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层面,涵盖了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两个领域。酷刑是对刑的道德或法律评价。中国的酷刑,历史久远,种类繁多,形成原因复杂。对酷刑的审视,有益于刑的人道化、轻缓化。     

寻找上帝的人性——当代欧美耶稣小说略论

作为基督教的核心形象,耶稣的形象拥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历史内涵.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大量重写福音书故事的"耶稣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包括劳伦斯、布尔加科夫、卡赞扎基斯、艾特玛托夫、若泽·萨拉马戈等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参与,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耶稣小说呈现出许多共性,如角色讲述、背景细节化、作者借助它们探索当代命题等.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的耶稣形象比任何时期都显出了更多人性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耶稣形象在西方长期以来作为人性的代表和楷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的人论经历了重大的转折,是百年来思想史关注的话题.因此,可以说,当代欧美的耶稣重写小说中的新耶稣形象,实质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人论思想的变迁.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含混主题论析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是美国作家霍桑最著明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将自己对人性善恶的复杂理解通过富有象征意味的人名、意象和时空隐喻以及主人公古德曼·布朗和费丝言行的含混矛盾表现出来,从而突现了小说的"含混"主题--人性本质的亦"善"与亦"恶".     

和谐与人性的探索——小说《呼啸山庄》的启示

《呼啸山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通过她的笔呼唤人性的复归;呼唤平衡和谐社会的出现。并且暗示人和人性都是可塑的;健康的人性需要从小塑造,需要能促进健康发展的环境;健康的爱必须在爱他人的同时诚心地宽恕他人;文明和谐的社会需要由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     

与神诀别：人性的觉醒与自缚——从四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天地分离神话谈起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天堂型”天地分离神话承载着人类自我认知的发展历程,神话中神人关系亲密祥和的乐园时期因人类的贪欲与抗争而终结。神人、天地的分离,标志着人类从未觉生死、不分彼此的自在阶段,迈向对自我能动性与局限性辩证共存的自觉反思,其中的路向有二：就“纵向”的神人关系而言,人类自力更生的“生之所依”终受限于无可辩驳的“死之所由”;就“横向”的人际关系而论,神人两隔后出现的中介者形象成为统治者建构权力体系的神圣资源,藉此催生的社会等级秩序在标识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亦隐伏招致世间剥削与纷争的祸根。上述二律背反性昭示出人类生存发展的原型困境,人性的觉醒与自缚始终相伴而生,不仅指向过去,且永恒地投向未来。     

试论牟宗三现代新儒学人性观的若干问题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的人性观从传统中走来,又结合时代的问题做了新鲜的阐发和丰富,而根底却仍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及其规定的性善论,这样一种对儒家传统家法新鲜的"保守",具有学理和实践上极大的问题.要走出牟宗三式的道德理性中心阴影笼罩下的人性论故辙,要落实"全幅人性"即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这就要求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幻相给予"去魅"并推动人性观念向"生活世界"还原.     

韩非子的“二柄论”与现代管理

韩非作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其赏罚二柄论实质上是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的激励理论。赏罚与激励中的人性假设： 激励的产生源于对人性的分析。韩非直言： 人性好利恶害, 由此他得出结论： “故赏罚可用”, 并进而提出了“赏誉同轨, 非诛俱行”的激励方式。赏罚与激励中的期望强化： 激励的实现源于期望的强化。韩非提出了 “赏罚敬信”的原则, 并进而提出了 “厚赏、重罚”的激励手段。赏罚与激励中的目标设置： 激励的效果体现于目标的设置。韩非指出 “明主立可为之赏, 设可避之罚”, 并进而提出了 “循名责实”的目标考核法, 做为实行赏罚的依据。赏罚与激励中的公平理论：激励的持久来自于赏罚的公正。韩非强调： “明君无偷赏, 无赦罚”, 并由此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执“柄”原则。韩非的上述思路与当代行为科学中的激励理论异曲同功, 不谋而合。然而, 它比西方的行为科学整整早了２３ 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