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

沈从文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并且在完成疗救自我的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角色的转换,基于他对现代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     

社会学视界中的人本主义和功能主义

人本主义作为与科学主义并行不悖的价值观主张,在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作用为心理学所重视。功能主义则是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派别,而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指导。但是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离开了人本主义和对人的需要的重视,社会系统的功能,便失去了作用的对象。离开了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尊严,社会发展和社会学研究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含混主题论析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是美国作家霍桑最著明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将自己对人性善恶的复杂理解通过富有象征意味的人名、意象和时空隐喻以及主人公古德曼·布朗和费丝言行的含混矛盾表现出来,从而突现了小说的"含混"主题--人性本质的亦"善"与亦"恶".     

和谐与人性的探索——小说《呼啸山庄》的启示

《呼啸山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通过她的笔呼唤人性的复归;呼唤平衡和谐社会的出现。并且暗示人和人性都是可塑的;健康的人性需要从小塑造,需要能促进健康发展的环境;健康的爱必须在爱他人的同时诚心地宽恕他人;文明和谐的社会需要由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     

当代文学灾害书写的人性考察

面对瘟疫、台风、地震、海啸、洪水、暴风雪等巨大的自然灾害,人性得到了真实的检验,卑劣和崇高俱在。当代文学灾害书写常常将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态的自然灾害情境下,表现危难之中人性的光辉和幽暗。一方面,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辨别出谁是真的英雄和猛士,显示了绝境中心灵的坚韧和强大;另一方面,灾害中的基本价值体系崩塌,给人类带来心灵的磨难与灵魂的拷问,有利于刻画主人公在灾害情境下所遭受的精神苦难,表现人性的悲悯和无奈。     

“孤灯挑尽”:宫禁习俗、艺术渲染和人性意义——读白居易《长恨歌》札记

白居易《长恨歌》中"孤灯挑尽"的艺术意象,蕴含着无尽的人生况味和历史沧桑,在广大读者心中唤起了生动的艺术联想和深厚的情感共鸣。艺术意象与历史事实不可等量齐观,唐代宫禁中曾有以灯照明的习俗,但"孤灯挑尽"的细节描绘和意象构成,主要还是出于一种超脱而跳宕的想象力,以起到强化诗篇情绪、烘托艺术氛围的审美作用。白居易所同情和叹惋的,并非仅是存在于具体历史生活中的特定人物,而是人生命运的变幻无常,以及连帝王也无从逃避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一富于人性意义的精神主题引导下,诗篇以其描绘的细腻、刻画的逼真、结构的宏大、情韵的婉转,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     

论社会调节机制的发生及特征

原始社会存在的各种禁忌和礼仪,是社会调节机制的雏形.进入阶级社会,由于社会调节主体--国家的确立,社会调节主导观念--意识形态的构建,使得社会调节机制的发生成为现实.从发生学角度看,社会调节机制根源于社会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其发生就必然具有主客体根据和辩证性质.社会调节机制的发生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同时也离不开人类具备一定的理性自觉和价值共识.     

从类比看人性:早期儒家的案例

早期儒家对人性的讨论,不是诉诸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直观的类比.其中,相关于结构、运动和声音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自然本能的意义;关于生长、制作与培育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行动条件的意义.因此将儒家的人性学说称为"人性论",主要来自研究者对理论语言的偏好,但未必能对儒家论性的意项提供切实说明.     

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学术生命力：清初、民初及现代

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以承接孔孟道统自居，批判程朱理学，是清初实学思潮的先锋。代表人物为颜元、李塨、王源及程廷祚等人，主张人性一元论、“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和“习行”的修养论，其理论在清初、民初及现代几经沉浮，反映了政统与道统的角力与联盟。展现这一学派的学术生命力，反思其学术命运历程，梳理其学术观点，对现代中国颇具参考价值。     

童真背面的扭曲人性——对戈尔丁《蝇王》的再评析

针对《蝇王》这部现代寓言式小说,探究威廉·戈尔丁"性本恶"思想的渊源与局限性,指出西方的原罪思想与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从"野兽"蝇王的胜利与"善的代表"西蒙的遇害所反射出的近代民主制度入手,分析童真的美好与人性的堕落之间的反差意义,试图深度挖掘原作所反映的人性本恶,以及在性本恶主题笼罩下如何品味故事结尾所赋予的人性向善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