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能否反映企业超额收益能力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并与 IFRS 实现了实质性趋同。基于此政策研究并购产生的商誉能否反映企业超常收益能力。通过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2年 A 股上市公司样本,分别对商誉与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关系和商誉与上市公司并购前后股票市场收益(通过事件研究法计算出 CAR)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中产生的商誉与股票收益绩效和财务市场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完善自创商誉会计问题的有益探索

商誉能给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利益,是一种无形的经济资源,随着知识经济形势发展,商誉在企业里的重要性不断加大,可商誉会计中的会计核算体系并不完善,尤其是自创商誉确认、计量以及记录等,一直是会计界所研究重点,本文就自创商誉会计问题给予了分析,并对其完善策略进行了有益探索。     

关于商誉的确认与计量问题探讨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商誉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只在企业并购时形成,而企业自创商誉不被确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自创商誉的计量没有可靠的依据.本文从分析商誉的本质入手,讨论自创商誉的确认与计量,进一步证明自创商誉和并购商誉本质是一致的,不应将两种形式割裂开来,从而为并购商誉正确计价及自创商誉确认提供参考.     

基于新准则的合并商誉会计核算

本文分析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中关于商誉会计核算的规定,新准则明确指出只有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才需确认符合条件的合并正商誉.首先总结了合并商誉核算的核心内容,即确认条件、"入账商誉一和"报表商誉"的区分、计量属性以及后续计量方法.基于"入账商誉"和"报表商誉"的埘分,分别探讨了各自的确认核算方法、减值核算方法和报表列示方法.     

合并商誉的本质及会计处理: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费用视角

合并商誉一直是会计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以企业资源基础论对合并商誉的本质进行解释,先从无交易费用的理想情况着手建立模型并逐渐放松假设,考虑各种情况下合并商誉的含义以及出现合并负商誉的条件,最后对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提出一些建议。本文认为,合并正商誉的实质是被并购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加入并购企业为其带来的商誉增值,合并负商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被并企业本身的价值因素而非交易费用。当被并企业的持续经营价值大于清算价值时,合并负商誉与企业本身的价值因素更相关;反之则与交易费用、清算成本更相关。     

商誉本质:优势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论——基于商誉与商誉载体的区分

商誉只有置于交易中,才能够理解其本质.顾客对经营者的经营要素的评价生成经营者名誉,经营者的好名誉产生商誉即优势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商誉与商誉载体得以区分.商誉载体有层级性,经营者名誉是商誉的抽象载体;经营要素是商誉的具体载体,且有形式载体和来源载体之分.侵害经营要素可能共存必须区分的多种性质侵权,害及经营要素名誉且导致交易机会或条件不利益的,才构成侵害商誉.     

对商誉本质的重新认识

长期以来,商誉一直是个国际会计难题.基于实务处理的需要,现行商誉会计理论存在很大的误区,以至于偏离了商誉的本质.随着近年来国际并购浪潮的进一步掀起,商誉问题的影响范围及程度越来越广.通过对商誉的来源、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现行商誉会计理论存在的误区主要表现为:一是混淆商誉与外购商誉的概念;二是划分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有缺陷;三是忽略"超额盈利能力"的"超额"涵义.对此,我们重新认识的商誉本质应当是具有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可模仿性和不完全可替代性的特殊优异的无形资源.     

浅谈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目前,随着企业改制、购并、资产重组和股份制合作等经济业务的不断发展,在资产评估中关于商誉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已日益成为实务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商誉的确认和计量应进一步关注,以丰富现代会计理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     

媒体广告产出模型和媒体广告投入产出比指数

媒体广告效果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广告效果。媒体广告效果包括销售效果、商誉增长效果和口碑传播效果。而纳—阿模型和巴斯的新产品扩散模型恰好能反映全新产品和品牌在媒体投放广告时的商誉增长效果和口碑传播效果。在纳—阿模型和巴斯的新产品扩散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媒体广告产出模型和媒体广告投入产出比指数,来解决媒体广告产出大小的确认问题和媒体广告价值高低的比较问题。这不仅有利于厂商的媒体选择和确定广告预算,还有利于媒体的科学经营。     

浅议商事人格权

商事人格权既不属于财产权,也不属于知识产权,它是作为商主体存在基础的独立的人格权.因此,单纯地用人格权制度来调整这些权利显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商事人格权的概念,商事人格权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传统人格权的理论.因此,有必要对商事人格权的定性、内涵及种类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而商事人格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提出,其制度价值也将对人格权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