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动建立“四国联盟”，图谋遏制中国

2007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二访问印度时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力促印度加入“亚洲自由之弧”，并极力强调建立印度、日本、美国与澳大利亚四国联盟的重要性。安倍的这一举动，诚如《印度教徒报》指出的那样：安倍一心要打造“四国战略同盟”，其用心就是要减弱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旨在遏制中国。     

韩国会成为下一个越南吗？

今年内有180家开发商破产，同比增长了45％，平均一天有一家开发商破产。开发商想降低房屋售价，但又遭到已购房业主的抵制．未销售住房套住了约60万亿韩元（约4133亿人民币）资金     

1950年美军对中国会否出兵的误判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0年夏天讨论朝鲜问题时,把目光盯在莫斯科身上。我们相信斯大林一直在训练和武装北朝鲜军队。很难令我们相信,没有克里姆林宫的积极支持和鼓动,北朝鲜会进攻南朝鲜。我们认为朝鲜战争是莫斯科授意的。是什么原因,没有人能确定。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战术或战略上的牵制——战术上掩护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战略上掩护苏联入侵西欧。     

简论美国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

1990年代中期,美国104届国会推行一系列＂反环境＂政策议程,掀起了自19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的第二次反环境高潮。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成因：104届国会的政治力量构成和保守主义政治倾向、1990年代初美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策趋势、反环境利益集团及其运动的影响和推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下降等都是重要因素。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一方面造成了环境政策停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环保主义者和环保组织、公众舆论和克林顿政府的抵制。最终,104届国会不得不对其激进的政策做某些调整。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及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涉及的利益及政治关系非常复杂,环境政策的出路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寻求平衡。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从卡特到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在中国政策上的互动关系

本文主要利用国家中心途径打开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过程中的“黑箱”。冷战结束使对华政策共识的基础不复存在,总统和国会处于冲突与合作并存状态。布什总统利用总统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技能在与国会的冲突中居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地遏制了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而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内对国会的迁就,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低谷。借助社会中心途径发现,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问题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中国政府具有政策提示作用。     

美国土地制度中的军功授地

军功授地是美国土地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国会（包括联邦国会）先后颁布了上百个军功授地法令,依据此类法令,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处理掉近7000万英亩国家土地。退伍军人们并未从军功授地中得到多少实惠,大多数土地落入土地投机者手里。但其总体效果促进了西部的迅速开发。     

邦联国会争取商贸管理权的努力及意义

美国《邦联条例》没有授予当时的国家政府——邦联国会管理国家商贸的权力,为了应对外国尤其是英国的商贸政策,协调和发展合众国商业贸易,各商业利益群体、外交大使以及各州,普遍呼吁赋予邦联国会部分或全面管理商贸的权力。为此,邦联国会也进行了不懈努力,希望各州能够授予它部分或全面管理商贸的权力。由于《邦联条例》体制的制约、各州利益的分化等因素的阻碍,这一努力终未能获得成功。但邦联国会争取商贸管理权的实践,为《联邦宪法》将管理商贸的权力授予国会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通过这样一场运动,人们日益意识到不摆脱《邦联条例》的修宪框架,任何形式的宪政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必须采取某种办法绕过邦联体制,去赋予全国性政府必要的权力,进而完善联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