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以1997—2009年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首先估计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产出决定方程,然后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进行分解,确定了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61%,资本投入的贡献次之,为29%,而审计人员的贡献仅占9%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产出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资金投入次之。     

地方高校大学生择业偏好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择业偏好是指大学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所表现的倾向。在当前互联网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时代,大学生择业偏好更是受到市场需求、收入待遇、发展机会、生活环境、兴趣爱好等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笔者根据几篇来源较为准确的地方高校调查报告,从整理好的数据中进行浅度的地方高校大学生择业偏好的实证研究。     

论保险业的“长期主义”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十四五”期间,我国保险行业将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增量市场。数字保险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引入,保险业竞争格局加速重构,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越来越成为保险业破局的关键,特别是新冠疫情常态化进一步凸显了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保险业监管层面而言,2020 年以来,银保监会先后下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财产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等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加强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字化已成为保险业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VAR模型

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使用系统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水平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在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多元的融资方式,在增加政府融资能力的同时提升了政府债务水平;而地方政府债务需求显著推动了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发展.同时,影子银行过度扩张危害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降低金融发展水平,继而使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受到约束.但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约束影子银行规模,原因在于,政府融资需求是影子银行的主要动力,若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则无法从源头解决问题.监管机构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此才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     

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批判

亚当·斯密强调人性自私,公共利益是个人竞相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亚当·斯密建立在市场自发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以完备的自由市场为前提的,公共品和非市场性相互依赖,缺乏政府的"非支配"性干预,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源于垄断性的强制权力,也可能源于民主政治竞争。经济共和主义是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经济共和主义强调以自由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机制保障上的作用,促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经济共和主义才是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的基础。     

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分析

地方精英是指除当地政府官吏之外对地方公共事务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形成的道德约束,国家奖劝产生的政策激励,地方官员忠于王事的努力劝谕,以及因果报应信仰带来的强制都对他们的救荒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自身经济、安全、名誉等利益的考量则是明代河南地方精英积极应对灾荒更为现实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