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的司法保护

为了澄清社会权的含义和内容以增进对其理解,国际人权学界提出了各种"最低核心"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最低核心内容理论、最低门槛理论和最低核心义务理论。关于最低核心理论与社会权司法保护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它可以提高社会权司法保护的程度,反对者则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否定它。尽管在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各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证实了最低核心理论在推动社会权司法保护中的意义。     

双向搭便车下双渠道零售商服务努力水平决策

全渠道营销背景下,零售商提供的服务同产品本身的特性一样影响着顾客需求。由于双渠道零售商线上线下两个渠道之间存在服务搭便车效应,文章考虑服务成本和渠道价格竞争关系,研究不同实体和网络渠道关系下双向搭便车行为对产品售价和服务努力水平的影响,并提出零售商最优服务努力水平的决策策略。     

两权统一影响旅游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旅游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两权统一"并不一定会提高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尤其是对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旅游产业而言。当政府是旅游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两权统一"程度的提高使其对管理者的监督效果大大提升,从而使资本被优先配置到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多元化目标的业务或部门,进而降低了旅游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因此,"两权统一"仅仅是提高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     

公众共用物使用权视角下的森林进入权构建

森林被私人享有的林权分割成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导致公地被侵占而急剧减少,其原因在于私人财产权性质的林权在森林这一公共物品上的错配。依据"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理论,建议借鉴国内外相关法律规定,对我国森林所有权做公物解读,构建具有公众共用物一般使用权性质的森林进入权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思路。     

民法总则如何反映民事权利?

民法总则虽然不宜再沿用民法通则一字排开地规定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类型,但并不可将民事权利的规范完全交给民法典的各分则编,而是应当设置民事权利的一般规则,其规范范围受制于民法总则的体系及其章节内容,受制于民法典所规制的内容,受制于民法典奉行的理念、指导思想。民法总则不但应规定民事权利的设立及行使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原则,而且应就期待权、抗辩权的构成、类型、效力等内容设置必要的规范。即使民法总则乃至民法典无法将所有的民事权利规范收拢在怀,也不可盲目地高倡"法不禁止即自由"。     

审查逮捕程序中的阅卷权：比较与借鉴

我国被追诉人在侦查期间的审查逮捕程序中不享有阅卷权,这种羁押阅卷权的缺失,压缩了辩护权的发挥空间,掣肘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的改造,造成认罪认罚中控辩失衡。为了维护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中的程序主体地位,完善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在借鉴域外羁押阅卷制度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扩张我国现行的阅卷制度,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辩护人(包括值班律师)以及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行使阅卷权、阅卷范围仅限于与逮捕相关的事由及证据、基于特殊利益的需求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阅卷权的行使、构建现场阅卷和电子化阅卷的方式。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将有利于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贯彻控辩平等、有效辩护的基本诉讼理念,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权,使其不受控方的非法羁押。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