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妇女婚姻解放运动考察

为使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中得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0年《婚姻法》。该法律虽在内容上对妇女婚姻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但妇女婚姻的真正解放则有待于《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在中央的指示下，各城市对《婚姻法》进行了贯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不少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把1953年3月确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改造干部和群众婚姻观念、加强《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以及保障妇女婚姻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多种举措，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和贯彻。最终，城市妇女的婚姻自由权益和人身权益得到了保障，新婚姻观也逐步形成。     

夫妻一方举债之再分析——试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

2004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无疑在最大程度确保了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实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该法条背后隐藏的问题逐渐显现,成为近来备受争议的条款之一。针对此种现象,今年2月28日,最高院对24条进行了修改,排除了两种特殊情形。但即便如此,24条的问题依旧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应综合考虑未举债一方和债权人的利益,深入解释现存法律规定,并对共同债务进行明确界定等,使得在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同时保护夫妻未举债一方的利益。     

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之约定与第三人保护——基于《婚姻法》第19条的解释

夫妻约定某财产"归一方所有"是现实中的常见做法,该约定应依《婚姻法》第19条认定为夫妻财产制契约而非赠与。其物权变动,依《婚姻法》第19条第1款第1句之文义,亦不以交付或登记为必要。至于因无需交付或登记而带来的第三人保护问题,则可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入手,适当地运用类推适用的方法,并佐以善意取得等制度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