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棒”与“胡萝卜”: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借鉴

除了国家直接管制外,征收碳税、实行碳排放权交易,是减排的有效政策手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那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如何借鉴这两种模式?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降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全球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已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研究和实施用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来控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具体就是基于污染总量控制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即碳排放交易政策和基于价格的税收手段或排污收费政策,即碳税政策。     

供需中的Hockey-stick 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

许多公司的产品需求在连续而固定的周期会出现前低后高,即Hockey-stick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供应链之中并困扰着许多的企业管理者.不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公司对销售人员的周期性考评的传统观点,并以快速消费品行业为背景,通过建立模型,得出了这种现象主要是公司普遍采用的总量折扣 (Volume Discounts) 价格政策导致的结论,并提出了公司可以通过多产品组合定价等方法缓和这个问题,最后通过一个实例证实了文章的观点.     

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研究

行政审批绿色通道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为了使行政审批效率化、服务化、社会化而采取的使审批程序相对减缩、过程相对集中的审批方式和路径,其具有提高行政效率、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实现程序理性、方便行政相对人等价值。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存在于行政许可程序中,同时又超越了一般的行政许可程序,其不可笼统适用,必须有选择性。在目前行政管理格局下,特许经营、公共服务、特别区域和特殊事项应是绿色通道适用的主要领域和范畴。要构建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必须从下列环节着手：加大市场调控力度、强化行政协作、控制行政许可总量、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总量悖论与实证检验

长期以来,新古典学派直接将单一产品模型下,以边际产品概念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直接扩展到异质的总量模型中,从而导致了技术再转辙、资本倒转等一系列的总量悖论.本文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前提假定出发,对这一新古典边际生产的收入分配理论从理论上的逻辑推论和现实宏观经济两个角度进行了评述和实证检验.我们认为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的收入分配理论在总量水平上存在悖论,在经验检验中也与事实存在相当程度的违背.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结构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由相互联系的多元单项能力构成的一个综合能力集合体.这些单项能力按照其内在的关系排列和组合,形成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结构.执政能力的内在结构决定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方向、内容和着力点.本文从主体结构、时空结构和职能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从理论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对执政能力的测评、执政能力内在结构的优化以及执政能力总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总量分配到税权分配:王安石变法的财权分配体制变革

王安石变法时期财权分配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北宋前期经历了"乾德之诏"规定的地方支度经费外归属中央,到景德立额后逐步转向上供定额外留用地方的变化,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总体上都是总量分配。王安石变法设立朝廷财政,规定了朝廷财政所属赋税窠名,促使中央与地方及中央各财政机构间逐步实行税权分配。制度逻辑由北宋前期取法于唐后期"两税三分"变为"窠名分隶"。税权分配制以进一步强化财政中央集权为目的,加剧了三司(户部)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困窘。税权分配的财权分配体制在北宋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且存在地区差异,到南宋成为财权分配普遍性的基本制度。     

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企业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成立于1954年2月,是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城市服务企业,主要从事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服务,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导力量.     

山区农村客运模式的层次分析法评价

由于重庆山区农村道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客运存在诸多困难,对广大农村居民出行造成不便.分析农村客运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村客运捆绑式片区经营理念,并用层次分析法对两种经营方式进行了评价.     

信息技术在高铁客运工作中的作用探讨

随着各种运输方式的快速发展,服务质量成为高铁客运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指标。信息技术在高铁客运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客运服务水平的高低。提高高铁客运服务信息化水平,对于在新形势下准确把握旅客需求,有效适应市场竞争,稳步提高高铁客运服务质量,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和促进增收创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R&D投入:经费总量首次突破800亿元

四川R&D经费投入强度再创新高R&D经费保持较快增长,研发新增GDP总量514.9亿元2019年,四川省投入R&D经费总量首次突破800亿元,达到871.0亿元,较上年增加133.9亿元,增长18.2%,增速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占GDP比重)创历史新高,达到1.87%,比上年提高0.06个百分点,排全国第14位,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