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效应与机制

“脱实向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其微观表现形式即企业金融化。本文从政府债务融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数据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投资潮涌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本文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厘清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成因,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实体经济的两面性影响,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率,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医药类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价值,还要兼顾社会责任。医药行业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特殊行业,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以2014—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两个独立中介效应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还可借助提高政府补助与缓解融资约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股权集中程度高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但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在股权集中度低时显著,股权集中度高时不显著。     

一类稀疏投资组合双层参数估计模型及其应用

带基约束的投资组合问题是近年来投资组合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参数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效果。带基约束的投资组合问题所涉及的参数不仅包括以往研究认为非常重要的预期收益率,还包括控制投资组合规模的稀疏度,尤其是最优稀疏度估计方面的专门研究还十分匮乏。为了使带基约束的投资组合模型更好地为投资决策服务,本文从投资者效用出发,用双层规划的思想构建了带基约束的投资组合双层参数估计模型。然后根据模型的特点,设计了无导数优化算法框架,并基于ADMM对算法子问题进行求解。本文实验针对真实的市场数据给出了预期收益率和最优稀疏度的估计,接着通过与等权重策略和含上下界约束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比较,说明了模型及算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最后,将本文提出的双层参数估计模型推广到了更一般的形式。     

社会参与对中老年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社会参与和中老年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社会参与影响中老年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参与对中老年总消费、日常性消费、发展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享受性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社会参与能通过影响认知能力、投资与缓解信贷约束间接影响中老年消费,且三者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社会参与对中等收入群体、城市消费群体、中年消费群体的影响更大。因此,未来应创造相应条件鼓励中老年人积极进行社会参与,加大对中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参与老年教育的引导和支持力度。同时,加速适老化社交型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以有效发挥社会参与对中老年消费的拉动作用。     

资金短缺问题探究——从软预算约束理论视角进行分析

企业资金短缺是我国转轨经济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从软预算约束理论角度分析资金短缺问题,我们认为是软预算约束导致企业投资需求过度,产生投资饥渴症,引起资金短缺.这是因为在软预算约束下,企业形成对外部救助的预期,这种预期导致企业对资金的价格变化变得不敏感,资金价格和企业收入无法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只要软预算约束存在,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就是无止境的,就会永远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银行业市场约束的优化政策研究

新巴塞尔协议将"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列为重要支柱,监管政策如何促进市场约束成为重要研究议题.针对银行业市场约束机制的关键环节,研究定位于通过政策改变市场约束成本收益关系,最终实现市场参与者控制银行风险的相容激励.分别探讨了政府政策在索偿权地位、强制信息披露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揭示政策设计不完善及有待进一步改进的方向,最后提出了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发挥市场约束的政策建议.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命题的一个实证研究

转轨时期政府供给的“拨改贷”，“放权让利，”“承包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创新制度旨在通过成本约束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现实的情况表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残缺的债务债权关系使“公地悲剧”故事在信贷资金运行领域的凸现出来。创新制度的实行，并未使国有企业的行为方程符合创新制度供给者的主观模型：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困扰着国有企业，同制度变迁前的情形一样。     

简论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 ,对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援助能够恢复信心并且避免金融中介系统范围内的挤兑。最后贷款人制度在消除金融恐慌的同时 ,又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削弱市场约束力量。一旦市场错误地认为最后贷款人将提供低成本的方法去避免倒闭传染的扩散时 ,系统性风险将会真正发生。因此解决道德风险的根本在于设计分担相关损失的合理机制 ,降低市场总能找到低成本解决问题的途径的预期 ,以成本的上升来迫使市场约束的增强。同时央行应审慎使用最后贷款人制度 ,救助是有条件的 ,并应设立市场退出惩戒机制。在最后贷款人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之间在理论上存在均衡边际替代率 ,存在两种机制作用的边界 ,然而将银行业完全推向市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的最优策略 ,更多的应是在二者之间进行相机抉择。同时央行在实施最后贷款人职能时要考虑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