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盟核盘菌寄主范围的调查

1985－1997年调查了呼盟农区自然条件下核盘菌（Sclerotiniasclerotiorum）的侵染寄主，共发现感病寄生植物127种，分届于25科，89属，其中菊科30种，十字花科11种，豆科14种，葫芦科10种，茄科10种。感病奇主中有农作物13种（占10．2％），牧草4种（占3．1％），盆栽果树2种（占1．6％），野生植物及农田杂草45种（占35．4％）。调查的感病寄生中有14种为国内未报道的新寄主。分析了发病的原因，提出了控制菌核病的综合技术措施。     

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范围预测中的应用——以某金属加工厂为例

以某金属加工厂为例,对地块土壤进行污染状况调查,针对调查结果中的超标因子镍,应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进行污染范围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土壤中镍浓度超标区域主要分布在地块南侧,叠加不同深度采样层的超标范围后,地块镍含量超标区域面积为2. 1918hm2,占地块总面积的40. 59%。为消除克里金插值法平滑效应引起的预测结果偏差,在实际应用中,应在预测的污染边界线两侧进行补充采样监测,提高地块污染范围的准确性。     

解码合肥高新区“双高增长”秘诀——专访合肥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宋道军

如果说合肥是中国城市创新发展的一匹"黑马",合肥高新区则是这匹"黑马"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近年来,合肥高新区"中国声谷·量子中心"品牌声名远播、初露峥嵘,但它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其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5G、大健康、信息安全等战新产业领域同时发力,在全国乃至全球搅弄风云。128平方公里的园区内集合了这么多未来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颇为罕见,合肥高新区已经升级为一座"未来城"。     

论逻辑真理的范围

通过考察两大类逻辑系统:实在论逻辑系统和反实在论的逻辑系统,发现Henkin的方法能够给出这些系统的完全性证明.用这种方法可以构造出包含所有系统逻辑真理的集合,而这个集合就是逻辑真理的范围.所以完全性是一个划分逻辑真理和非逻辑真理的标准.     

近代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移植与确立

中国古代兴建公共工程使用民地,经历了换地、换地并减免税、保障坟墓房屋等附着物以及逐渐限制使用民田的发展过程。晚清,由于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助推,出现“购地章程”,购地程序更为规范化。这种“官府购地”并非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只是皇权专制下的恤民。清末至民国,西方的土地征收制度传入,土地征收在立法形式上更趋同于西方。然而,“平均地权”思想融入后的土地政策,让土地征收制度失去了原有尊重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土地改革的工具。从“官府购地”到“土地征收”,取得人民土地的形式更为完善,但实质未有变化。     

我国上市水务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度量

文章基于2010～2012年我国13家上市水务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bootstrap-DEA方法对其中8家联合生产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的水务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对我国水务行业进行的供排水一体化和横向、纵向分离的市场结构重组政策提供了实证检验.     

如何恰当地界定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范围

在简要考察美国商务部和OECD等国际组织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方法及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对中国官方界定的高技术产业统计范围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对能否从高附加值、高成长性和高效益等特征出发筛选高技术产业以及如何恰当地界定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研究结果认为,应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整体的技术水平出发,以"R&D经费强度"和"科技人员比重"二者之一高于中国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为标准,确定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统计范围。     

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论国有环境资源损害的民事救济

国有环境资源作为国有资产的一种,当其受到污染破坏时,国家往往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救济,民事救济手段被忽略。但是,行政手段不可能对国有环境资源提供完整的保护,民事救济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国有环境资源损害民事赔偿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教育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实践现状及进路思考

公益诉讼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教育关乎民族的未来,涉及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消费安全等领域相比,教育公益诉讼还缺乏系统的制度规范和成熟的实践规则。从诉讼目的上看,教育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受教育权,三者都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属性,都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所在。从诉讼程序上看,教育问题本身具有利益多元、规范繁杂的特征,个人的私力救济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由法律监督机关、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教育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中国的明天”在起诉,有着自身独特功能定位的同时又符合教育本身具有的公共利益属性。长期以来,我国公益诉讼的法律条款虽然有模糊之处,但并没有构成教育公益诉讼的实质障碍,而丰富的案件来源为教育公益诉讼提供了实践基础。教育公益诉讼进路的完善主要有受案范围的有序展开、将公民纳入起诉主体和诉前、诉中、诉后均贯彻“诉行合作”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