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农村建设视角下的陕北农村教育发展策略

陕北农村教育中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要脱节、结构不当和质量低劣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通过政府提供教育经费、构建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加强师资建设、改革教育课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等措施,实现陕北农村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并加强农村教育研究,为农村社会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良性发展模式,可以保障陕北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促进和谐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

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选择浙江J市的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与乡村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本文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实证从对外交流方式与语言交际、时空观念、社区意识等方面研究它在当地社区参与下对社区“亚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态旅游发展初期,当地社区“亚文化”中层次较高的价值观(终极价值观、社区意识)没有明显变化,环保与生态意识在传统基础上有显著增强,一些低层次的价值观(对外交流方式、语言交际、时空观念)变化很大。     

从分到合的深度历史：碑刻所见思州土司辖区国家化进程新探

元代思州田氏土司地区,在多元一体王朝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对发现于贵州德江和石阡的两件元代思州土司铭刻内容作了细致的考证,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着力探讨了其隐含的元代末期思州田氏土司走向分裂的历史细节。田氏的分裂固然是田氏家族内部两大房族发展不平衡所致,但从根本上讲,则是深刻地受制于元明之际王朝国家转变的大环境。田氏土司二房田茂安的政治分裂活动不利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央王朝对思州地区的统一,进而增强了对西南地区统一的基础。田氏的分裂是作为过渡地带的思州地区逐渐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试析《谏太宗十思疏》的现实意义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著名奏疏。他指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积聚德义,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厉行十思。在我看来,魏征所提出的通过“积德义”实现长治久安的纲领性意见,所强调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的安国良策,以及通过“十思” 自戒和选贤任能的干部政策,从而达到“垂拱而治” 战略构想,对今天我们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文将紧扣“十思”,从六个方面试作简论。     

“群众不富，我心不安”——记优秀共产党员、濮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2月17日5时刚过，濮阳县西辛庄村便打破了宁静。迎着寒风，踏着残雪，全村200多名村民代表一个不落地摸黑赶到村部，参加6时开始的一次会议。     

巧借东风谋发展——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徐屯村努力构建和谐村庄纪实

“社会主义好哇，毛主席万岁!感谢村两委的照顾……”2005年4月8日．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徐屯村年届86岁高龄的村民王聚喜刚从北京旅游归来．已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和感慨。4月1日，在徐屯村自定的“老人节”里，该村党总支书记王辉、村委主任王木伟等村领导．组织村里124位60岁以上老人免费赴北京旅游观光，给节日的老人们送上了一份“厚礼”。     

唐代美学的“思”与“境”

"思"与"境"是唐代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贡献。王昌龄较早提出并阐释"三格"(三思)与"三境",赋予"思"与"境"以诗学、美学的意蕴。后来,唐代关于"思"与"境"的认识大都以此为基准,不断地充实着"思"与"境"的美学内涵。刘禹锡阐发了"境生于象外",皎然提出"取境",司空图倡导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思与境偕,这些都是"思"与"境"问题的理论延伸。"思"是神思,也是构思;"境"是境象,也是意境。然而,其意涵又并非如此单纯,"思"与"境"关涉到景、象、味。唐代美学家以自己的审美卓见深化了对景、象、味的认识,不仅丰富了唐代的美学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是一个由感生"思"、感物得"境"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思与境偕"。把"思"与"境"联系在一起,主张"思与境偕",是唐代美学的杰出贡献,对中国美学意境论的影响极为深远。     

乡贤回归还是治村困境：富人返乡竞选村干部行为之逻辑分析

富人返乡竞选村干部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或是带来“新乡贤”回归的正效应,抑或是陷入“富人治村”困境的负效应,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多种可能结果。文章在“行为—结构—制度”框架下深入探究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主要分为行为动机、社会结构和政府政策层面三重原因。在此基础上,要从引导身份转型、村社道德规范和党政体制制约三种思路入手,探寻如何优化返乡富人成为村干部后的治村行为之策略,为现实乡村基层治理提供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