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节在哈代悲剧小说中的重要性——以《同乡人》为例

在古希腊悲剧和哈代悲剧小说的比较研究中,较常见的是以命运观和人物性格为中心进行对比。可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古希腊悲剧的核心是情节;哈代也认为对小说而言,情节或者说结构的重要性胜于人物。因此,以情节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亚里土多德看来,好的悲剧情节必须要有发现或突转,二者是引发观众怜悯或恐惧的关键要素。哈代的悲剧小说中众多的偶然或巧合与其说是古希腊悲剧中命运观的反映,不如说是哈代巧妙地运用了古希腊悲剧情节中的发现或突转。通过对哈代短篇小说《同乡人》的分析,可以印证此观点。     

赵树理小说的情节艺术

历来文学界对赵树理小说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鲜有关注其情节艺术特色的论述。本文着重分析赵树理小说情节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并结合作家的创作情况及传统小说情节的美学理论,探讨了赵树理小说情节艺术特色的成因     

玛拉沁夫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下)

玛拉沁夫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胆地进行典型情节的提炼和加工,同时还对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形象对比原则进行大胆实践,从而使人物形象十分饱满,性格非常鲜明生动。此外,玛拉沁夫在人物形象塑造时,还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特别是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创作中心转移到对人物命运和人生价值的关怀和思考上,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一定的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活佛的故事》标志着玛拉沁夫小说创作艺术上的真正成熟;《爱在夏夜里燃烧》代表着玛拉沁夫小说的最高成就。     

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的不明确,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应在责任刑之下发挥,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生态微电影的“阐微”之道

微电影作为一种投资要求和技术门槛比较低、传播载体大众化、免费随点随播的艺术形式,深受群众喜爱,在"中国梦"的建构工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生态微电影的创新发展,一方面要适应微电影的制作和传播规律,另一方面要有利于生态主题的酣畅表达。以多元化的生态主题突破"微片长",以艺术化的情节设计演绎"微制作",以最纯朴的生态情怀充盈"微镜头",是生态微电影破微之囿、见微知著的基本要义。     

试论海明威《雨中的猫》的叙事艺术

以往对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研究,多局限在对其主题探讨、女性觉醒与小说语言重复现象等方面.本文尝试在叙事学理论的指导下,从视角、情节、环境和话语模式四个方面分析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发现,小说通过使用限知的外聚焦型视角,简单、淡化了的情节,特定的“雨”环境和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幕独幕话剧.读者不仅从貌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看到戏剧性的变化,也能从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中体会到他们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更能感到《雨中的猫》独特的叙事魅力.     

《高老头》情节模式的美学意义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有两明两暗四条线索 ,构成了荣枯沉浮的同一情节模式 ,具有独特的艺术功能 ,即建构情节、展示性格、揭示主题 ,表现出作家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 ,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论加重型抢劫罪的犯罪未遂形态

对加重型抢劫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的问题,刑法理论界争议很大。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抢劫罪规定的八种处罚情节中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这一结果加重情节之外,其余七种处罚情节同样存在既遂和未遂问题。然而对于七种情节加重犯的既未遂标准,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同时,认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不存在既未遂问题是基于司法解释中对于抢劫罪基本犯既未遂标准的判定,是否合理有待商榷。认为抢劫罪结果加重犯同样存在犯罪既未遂问题,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既未遂问题只存在于基本犯未遂这一种情形。     

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构建

基于实体与程序的一般关系、刑事和解的实体法缺位、刑法解释的张力不足以及实体方面的研究薄弱,必须转换视角,从程序转向实体。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定位路径存在责任中心与量刑中心之争,可依据能否发挥刑事和解的刑罚宽缓化功能、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大小以及是否与程序法相衔接等标准进行选择。应在刑法中确立刑事和解的法定量刑情节地位,并对刑事和解内涵、从宽处罚功能等进行完善。刑事和解全面入“刑”,对于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良性互动、推进刑事和解良性运作意义重大。     

死刑控制的司法方法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行的重要刑事政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法律适用思维方法、死刑条款解释方法、死刑情节选择方法和死刑裁量控制方法,对于实现死刑控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