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基金投资青海省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研究

青海省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十二五"期间全省重要发展内容之一,而资金短缺将是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我国保险业拥有大量的资金,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保险资金可以通过例如购买股权、购买城市无形资产、联合贷款等方式参与青海省基础设施建设,以期实现共赢的目的。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

投资波动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对投资需求的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的"时间累积效应",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非对称性关联,且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而扩张并未对投资产生显著的"牵拉效应"。     

中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政府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政府投资具有不同程度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政府投资结构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之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着重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下财政利益与官员晋升对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激励机理以及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运用199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利益激励与官员晋升激励催发了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而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冲动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合下形成了真实的投资需求,进而引发了通货膨胀。最后,提出了通过校正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进而减少通胀发生频率的若干对策建议。     

我国政府投资运行机制:原理、问题与对策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政府投资如何不断提高投资的效益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在分析政府投资运行机制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投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投资运行机制的对策。     

第三届国际投资论坛

2012年6月3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国际投资论坛——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与培育:理论、环境与模式"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来自国家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银行、商务部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石化、中铝集团、中国有色、三一重工、中国远大集团海     

境外投资战乱风险法律控制初探

如何控制境外投资所面对的战乱风险,是投资者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法律手段是控制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重要方式,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法律控制主要包括战乱风险保证与战乱风险保险两种途径。战乱风险保证包括资本输入国内法保证、国家契约保证和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保证。战乱风险保险制度则包括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保险制度。这些方式的有效运用,需要企业和政府协同打出组合拳。     

民间投资财产权及其法律保护

民间投资财产权是发生在动态投资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财产权,具有主体的二重性、客体的扩张性以及保护方式的兼容性等特点.由于长期历史条件的制约,我们对民间投资财产权缺少足够的认识和保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投资潜力的发挥.本文通过对民间投资财产权内容、特征以及法律保护现状的分析和论述,指出现行法律保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之策.     

我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趋向及艺术品金融特点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取得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艺术品收藏与投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转变,开始由因喜好和兴趣而收藏转向关注艺术品的经济收益;艺术品市场趋向金融化态势,各类艺术品投资基金和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品表现出了与传统形态迥异的金融特点.     

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自主权益

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本投资者与其权益拥有者之间,不能出现错位分离,而必须是同一主体。尽管公共教育存在着政府机构的投资主体幻觉,似乎政府也可以分割和获取部分劳动力产权或限制人权,但政府支出的人力资本投资费用,最终都还是以税负的形式,全部由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阶层来支付,政府只是公共教育投资的代理者而非最终的投资买单人。公共教育投资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体平等交易,同时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物品交易。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保护而不是剥夺普通公民的劳动力自主权益,主权在民和藏富于民才是和谐发展的终极旨向。发展的最大障碍只能首先来自于作为基本人权的产权制度缺陷,发展的首要路径则只能是劳动力自主产权制度的有效重构,这一发展选择对于转轨发展国家具有基础性和首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