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数字金融核心规则解析 ——基于和RCEP/CETA比较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给中欧的金融服务投资带来了机遇,聚焦于数字金融领域,通过比对CAI与中欧和第三方经济体签订的协议(包括RCEP和CETA),分析CAI数字金融核心规则的变化与未来走向。研究认为,CAI具有的显著特征,一是承诺内容与既有RTAs呈现相互交错的关系; 二是欧盟对金融数据跨境流通持审慎态度,而中国基于正面清单的方式对金融数据流通服务作出市场准入承诺; 三是市场准入承诺超过中国既有的自主开放水平; 四是设置较全面且详细的金融安全监管内容。CAI的承诺仍存在不少保留,未来中欧就金融贸易规则构建进程中,双方在完善数据监管维护个人隐私安全方面需要继续协商和取得共识; 欧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数据流通服务的开放水平,以及精确金融监管“审慎措施”。     

风险投资对中国新三板挂牌企业绩效的影响

风险投资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型金融工具和重要资本力量，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风险投资通过提供企业战略咨询、关键商业网络资源、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监控活动等多方面支持影响被投资企业绩效。选取2010—2018年新三板844家获得风险投资和9 415家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通过风险投资机构的年龄、历史IPO数量以及累计退出金额衡量投资经验，检验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经验对新三板挂牌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利用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财务绩效和成长能力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且风险投资机构成立年份越久，在投资经验方面越丰富，对企业绩效正向影响越显著，同时，风险投资退出业绩越好，行业内对其能力的评价越高，越有利于为企业提供附加资源支持，从而提升企业业绩。     

试析欧盟各机构对ISDS机制的态度及对中欧投资谈判的影响

为平衡投资者保护和国家实施公共政策权力,一些国家开始对传统投资者-国家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中的透明度问题、第三方参与以及仲裁员选任及其行为准则进行改革。但欧盟内部各机构由于其代表利益不同,对ISDS机制未来是否应存在于欧盟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认识不一,加之欧洲法院越来越强调欧盟法律秩序自治性,主张排除一切盟外司法机构对欧盟法的管辖,从而使得ISDS机制在欧盟投资协定中的命运更难预测。中欧正在进行双边投资谈判,ISDS机制也将是双方讨论的内容,理清欧盟内部对ISDS机制的分歧,有助于预测欧盟在谈判中的态度并为我国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欧盟东扩对其成员国的经贸影响

欧盟经济一体化堪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榜样,中国与欧盟有着广泛的经贸交往。文章着重探讨了欧盟内的经济状况以及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尤其是欧盟在2004年东扩后欧盟对其成员国的经贸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和论证可以看出,东扩后的欧盟其经济具有规模经济和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发生作用的范围有限的特征,区域一体化对这些国家的经贸影响有助于我国的区域合作实践。     

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台商投资的影响

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商机明显增加 ,两岸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空间随之扩大。随着双方经贸政策的调整 ,阻挠两岸经济资源相互流动的各种障碍将逐步清除 ,尤其是台湾当局的限制政策将不得不进行调整。在新的形势下 ,台商第三波投资大陆的热潮将持续升温 ,投资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逐渐形成以高新技术项目为主流、大企业为主导、市场拓展为导向、长江三角洲为重心的新格局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非常注重利用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张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但近年来城镇化中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地方经济运行质量与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累积等一系列矛盾和投资低效率问题已经成为极大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基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对1995—2011年东、中、西部政府公共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地区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改进都不太理想,政府支出并没有显著提高单个要素产出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政府公共投资整体规模和区域分配上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面临重塑和调整。研究认为,应当以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双向直接投资的质量,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的提高; 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和自贸港,提高对外开放标准,更高质量吸引外资,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技术含量和自主性; 在畅通要素流动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流通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率和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盈余持续性

盈余持续性是盈余质量的重要特征。较高的盈余持续性预示着企业的盈余质量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的经营状况平稳并具有良好的管理水平,有利于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升公司价值。近年来,盈余持续性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我国A股市场2007—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营主导型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要显著强于投资主导型公司;进一步区分具体的盈余构成后发现,经营主导型公司核心利润的持续性显著强于投资主导型公司,但其投资收益的持续性显著弱于投资主导型公司。上述结论表明,盈余及其构成的持续性均会受到公司资源配置战略的影响。相关研究结论既为公司资源配置战略影响盈余特征提供了经验证据,又对外部利益相关者透过战略本质看清会计信息的内在价值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SG评级能抑制企业金融化吗？

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内容,ESG评级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和治理环境,在防范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中至关重要。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商道融绿首次发布ESG评级的外生冲击,实证考察了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显示,ESG评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分别抑制了“蓄水池”和“投资替代”动机的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显著存在于行业环境敏感性较高、市场竞争较大、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情境下。经济后果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能够提高企业主业业绩。因此,政府应该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级体系,充分发挥ESG评级的作用,使企业在责任和利益驱动下,优化资产配置,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