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种商品不同月份期货组合风险评价模型研究及应用

以期货合约的每一交易日的对数涨跌率来反映市场风险,借助VaR风险价值法,运用加权核估计技术(WKDE)和指数加权滑动模型(EWMA),建立了基于期货组合中持有头寸不同且可以进行风险对冲的期货组合市场风险非线性叠加评价模型,解决了同种商品、不同月份期货组合每一交易日最大损失的确定问题,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模型的实用性.该模型的特点一是借助WKDE法预测组合中单个合约每一交易日涨跌率最大日亏损值,充分体现了期货合约涨跌率的实际走势,使VaR估计更加精确.二是通过动态迁移相关系数矩阵的计算保证了模型的精确性.采用EWMA模型预测动态变化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从实证的角度得到更精准的动态迁移相关系数矩阵.三是考虑了组合中多头和空头不同头寸之间的风险对冲,避免了实际中期货组合风险的线性相加而造成放大风险或减少风险的不准确性,从而能较好地保证了模型的预测精度及准确性.四是通过基于风险非线性叠加建立的期货组合风险评价模型解决了SPAN系统中期货组合风险的线性叠加问题,从而得到更合理的组合风险预测值.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149家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依据,基于2003年和2004年的样本,从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NK,简称南开治理指数)及其所涉及的6个维度:控股股东治理指数、董事会治理指数、监事会治理指数、经理层治理指数、信息披露指数、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进行比较研究,总结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和年度差异。2004年公司治理状况较之2003年有较大改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产生了的积极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测量和有效性研究:1979~2003

本文以我国正式颁布的1987、1995、1997和2002年4次外资产业政策及其投资目录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投资目录按照标准的2位数产业代码进行归类,并对各种政策类别赋予权重,以此测量外资产业政策指数,在这基础上,再对外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开放趋势上,我国对外资产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在产业开放导向上,这4次外资产业政策表现出了一致性,集中反映了我国的引资目的,而且,在产业开放效果上,对于各种不同的产业分组,以及对于港澳台企业和外国企业,外资产业政策都能够有效地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     

痛苦面面观

经理人的痛苦已经被指数所量化，从一种主观感受变成客观数值。一个主观的事物能被客观化，本身是件好事，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经理人都在经历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层次的苦痛。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环境 ,设置了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并建立公司治理指数评价模型。在对模型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检验的基础上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质量的关键因素 ,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良好的公司治理将使公司在未来具有较高的财务安全性、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 ,投资者愿意为治理状况好的公司支付溢价;控股股东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董事会治理状况尚有待改善 ,董事会参与战略决策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事会治理水平对公司治理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我国经理层治理的总体水平较低 ,激励约束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公司治理水平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了影响。     

加入WTO“大限”呼唤倒计时

公元2006年，注定成为中国历史上面临惊险一跃的一年?随着全面加入WTO“大限”的降临，中国经济巨轮将从风平浪静的港湾起锚，驶入国际经济风急浪高的汪洋，屈指数来，离大限之日仅剩数百天，我们真的作好准备了吗?     

基于持续竞争能力观的EVA改进

作为业绩衡量的指标,EVA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激励作用。但实际中却频频起到相反的效果--EVA的激励使经理人不断缩减经营规模。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运用经济学理论对EVA这种业绩评价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从持续竞争能力培养的角度提出了EVA的改进方法。     

基于SCD模型的金融超高频数据信息含量研究

针对随机波动条件持续期模型(SCD模型)对于金融超高频数据的模拟优势,采用股票交易的分笔数据,在模型中引入消息指标变量、交易量和买卖价差三类微观结构变量,通过分析价格持续期与这些结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研究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信息传递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利好消息通常导致交易强度增加,利空消息通常会导致交易持续期延长,价格变化对交易持续期造成的影响有限;小盘股买卖价差影响后续价格交易持续期,但大盘股的影响并不明显;交易量的增加具有信息含量。     

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阶段。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深化推进,不仅彰显脱贫攻坚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预示贫困研究与贫困干预模式的转型。在习近平扶贫思想引导下,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推进扶贫体制、机制、路径的改革创新。顶层设计日益完善,实践领域不断破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减贫成效。基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需要,贫困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互动愈加频繁,新理论引导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实践发展又为理论创新拓展经验基础。脱贫攻坚“理论[CD*2]政策[CD*2]实践”互动转换,建构了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的互动空间,避免了学术研究成果与现实发展需求的割裂,也激发了学术与政策领域的研究活力。推进这一模式的发展与完善不仅有助于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也有助于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方案。     

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基于江西省N村产业扶贫现状的考察

通过对江西省D县N村产业扶贫的个案研究,探讨农村地区产业扶贫成效、瓶颈及优化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受内外部条件制约,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滞后,无法有效带动贫困户脱贫,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扶贫基地承担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主要功能。然而产业扶贫基地却存在以下发展困境:产业多处于发展初期,扶贫对象受益有限;产业扶贫基地政策依赖明显;产业扶贫项目缺乏贫困户等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尚未形成产业扶贫大格局;扶贫产业价值链较短,产业效益有待提高;贫困农户利益诉求难以满足,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意愿不足。最后据此提出相应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