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关键性因素

邹薇、方迎风在《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通过研究个体在遭受外部冲击时收入和支出的变化,可发现冲击会影响个体在消费与能力投资之间的资源配置决策,当个体受到财富约束、面临冲击致使收入下降时,个体会偏重当期限消费、能力投资不足;健康冲击对个体或家户的劳动所得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低收入者,这种影响则更为严重,但健康冲击对非劳动所得产生的正影响,即个体在遭受负的健康冲击时因外界转移收入的增加从而非劳动所得增加,但在面对社区总体冲击时,非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得都将显著下降。研究还发现,负的健康冲击会导致个人生产性支出与健康投资均下降,对于贫困人群而言,这主要是因为负的冲击严重影响个体的收入,致使个体出现财富约束,个体只能偏重当期消费。医疗保险能够对健康冲击产生缓冲作用,但是相对高收入者或城市地区,医疗保险在低收入者中或农村地区的使用率较低,结合健康冲击对低收入影响更大,可认为低收入者一旦遇到健康冲击,很可能落人贫困陷阱。因此,增强个体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应确保基础教、基本医疗等公共品的“无空间差”供给,加强城乡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巩固区域性关系网络,促使个体能够向“能力”投资分配更多的资源,如此才能消除贫困脆弱性。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傅勇、张晏在《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上撰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讨论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利用1994年～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该文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作者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在支出结构上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而竞争对公共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这些结论在控制了时间趋势和其他一些因素之后，仍严格成立。     

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析

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对2005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交通通讯、食品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江苏省居民较愿意在这3类商品或服务上增加支出;同时,8类商品及服务的收入弹性均为正值,说明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商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其中交通通讯、杂货项商品和家庭用品需求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     

亚洲资本外逃: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进的差额法对9个亚洲国家19842004年间资本外逃规模的估算显示,资本外逃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流失且规模呈上升趋势.针对目前资本外逃研究在其惯性和面板数据异质性以及滞后因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等方面的局限性,引入准方差法并结合动态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资本外逃的动因.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危机、贸易水平和政府支出是资本外逃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因素的决定作用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     

陕西省农村居民年度收入、消费与价格指数的协整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80～2007年陕西省统计年鉴中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到其纯收入、消费价格总指数的共同作用,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变化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大,因此,陕西省要进一步刺激省内农村居民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应从提高农村居民纯收入方面着手。     

全国范围公车改革大幕开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7月16日全文向社会公布。两个文件明确了公车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取消副部级（不含）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全国范围公车改革的大幕正式开启。公车改革将在2至3年内完成。据悉,本轮公车改革将涉及约80万辆全国公务用车,一旦全国车改到位,每年将减少行政支出1500亿元以上。     

公共卫生支出、健康结果与卫生投入政策——基于18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门槛分析（1995—2011年）

利用189个国家和地区1995—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对一个国家的健康结果（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对婴儿死亡率和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位于1.9%和6.62%。分段回归结果显示,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1.9%时,公共卫生投入对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没有显著影响,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较弱;超过1.9%后,公共卫生投入的规模效应开始体现,对健康结果指标的影响均显著增强;超过6.62%后,公共卫生投入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不再显著,对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的弹性系数不再变化,单位边际贡献不再增加。中国当前政府卫生投入规模仍然较低,需要继续增大公共资金投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比重。     

财政支农、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与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2013年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存在动态性,有利于从长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人力资本积累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看,农业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女性户主家庭和干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影响。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扶农村增收减贫的重要方略,其实施也有效促进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关于现阶段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问题的思考

本文用定量实证基数分析法,通过计量分析,测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定位作出建议：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2300—2500元,同时提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