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跨境流动的域外规制看中国对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个人权益和国家利益损害问题引起各国立法的关注。各国不同的跨境流动法律规制模式蕴含其对数据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以欧盟为代表的模式重视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推动欧盟范围内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数据向境外输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积极推动数据自由跨境流动,重视数据的经济价值,限制重要数据出境;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模式则重视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建立数据本地化规则,限制数据的自由跨境流动。身处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热潮之中,我国政府应坚持以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和国家安全为基础,允许数据在合理范围内自由跨境流动,实现数据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提高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基于“数据中台”的高校财务信息系统架构研究

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为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能力,其中“数据中台”为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高校应从顶层设计角度,重新构建以“财务数据”为核心的高校财务信息化架构,形成以“财务数据”的产生、存储、分析、应用、归档等流程为主线的全生命周期的财务数据管理方案,重塑财务业务流程,为高校领导层决策提供有价值的财务信息。     

Spatial Effect of Population –Economic Distribution Consistency in China

China＇s male marriage squeeze and its potential consequence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given rise to debate, but most studies contribute this squeeze to sex structure and neglect the age structure, and some studies use flawed method to study the contribution of age structure in this squeeze.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n indicator of Spousal Sex Ratio （SSR） and apply a decomposition method into age and sex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s 2010 census and projection, we predict that from 2010 to 2020, the age structure will be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China＇s male marriage squeeze, and from 2020 to 2034, the contribution of sex structure will be increasing, whereas that of age structure will be decreasing. From 2034 to 2045, China＇s male marriage squeeze will mainly from imbalanced sex structure, and the age structure will contribute little or negatively to China＇s male marriage squeeze.     

流动女工生殖健康状况及权益保护促进

一、背景 21世纪的中国是＂流动＂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达2.6亿,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不仅流动数量大,而且流动频繁,流向复杂多变。从性别构成看,随着城市基建用工数量的收缩,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用工数量的扩张,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比例将趋于均等。伴随着后工业化特征的加强,甚至在大城市出现了女性流动人口数量超过男性流动人口的情况。     

大数据改变新闻价值的三个维度

从大数据定义及思维转型的探讨,以及新闻价值标准的剖析和归纳来看,大数据思维改变新闻价值观有三个重要维度：分析海量数据的相关性,拓展新闻价值中＂有用性＂的广度;测定系统内信息熵值,突破新闻价值中＂时效性＂的限度;审核全数据中的异常值,挖掘新闻价值中＂异常性＂的深度。     

我国地区金融集聚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笔者首先从区位经济、规模经济、信息外溢效应和政府推动四个方面对金融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进而计算了各省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区位熵作为金融集聚的指标,从上述四个方面分别选取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金融集聚的首要决定因素,政府推动是金融集聚的次要因素,金融业在该地区的重要程度对金融集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数据赋能的伦理基质

作为生存要素的数据所呈现出的巨大潜能为数据赋能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并以异于传统工业革命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模式,推动着伦理框架的升级。健康码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所产生的效应体现了数据赋能在人类社会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其引发的问题亟须伦理反思,从而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来佑护数据赋能通向美好生活。特别在数据智能化与伦理内在化的过程中,对更加有效的伦理方式的探寻不仅是对数据赋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反思,更应从伦理作为基础设施的视角,基于技术哲学的调节理论,引入伦理与技术之间双向反馈机制,在人与技术共融的情境中,构建数据赋能的伦理基质,为数字中国的建设以及全球的数字化进程提供伦理智慧。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及条件配置——基于“大数据构成”的理论分析

企业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生产经营的数字化转型,有着极其丰富的有待于深入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既包括提高边际生产率的具体操作过程及其对应的技术设施和场景,也包括产量和价格确定、竞争手段选择、产业组织重塑等微观经济问题。前一内容可看成是生产率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投入产出经济学等的研究重点,后一内容则可理解为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关注对象。从经济学分析视角看问题,首先要说明什么是数字经济,以此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析背景;其次,要分析影响企业决策的大数据构成,解说企业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投资经营,重点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再次,要分析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技术条件配置,并结合大数据构成,分析技术条件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性的关联。通过对以上问题展开分析性讨论,可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及技术条件配置给出经济学解释。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消费内涵分析

在概括当前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大数据的概念和特点的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信息消费的概念及其特点,结合实例着重分析了大数据驱动下的信息消费的内涵,包括信息消费的重新界定以及信息消费的特点变化,并且对信息消费的发展趋势给出一定的判断,以期给相关机构和学者在今后对信息消费的研究中提供一定的帮助。     

房价波动、收入水平与消费支出

房价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选取重庆市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面板数据,以及从重庆“一圈两翼”划分的区域消费差异进行比较,考察了房价波动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引入反映宏观经济水平的人均GDP年度指数和储蓄额年度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利用股票筹资额构造房屋销售价格的工具变量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价波动下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消费差异。房价上涨对所有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均有挤出效应,房屋财富效应则不明显,当期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城镇居民房地产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大民生工程投资,是增加消费支出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