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言的接触探究社会因素对方言变体的影响——以温州方言为例

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它具有变体性。同一地区语言变体在相对同一的地区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或差异增大,或趋同。本文以温州方言为例,同一方言社区中人在交流和使用方言时,对各自地区方言的取舍和融合,来探究这些社会因素对方言变体造成的影响。     

武安方言连读变调中的轻声

武安方言中的轻声可分为语法性轻声和词汇性轻声两大类。轻声的超音段音值特征表现为轻短的弱化音节,但在连调中有调域较窄的三种调型变化,并有进一步中和的可能。超音段特征的弱化还引起了音段特征的一系列改变。     

闽南方言解读汉语书面语应遵循“信、雅、达”的原则

闽南方言是我国八大方言之一,有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于使用闽南语作为语言交际工具的民众来说,这些独特的语言比普通语更亲切、更口语化,也更生动形象、更传神有趣,往往独具其幽默感,蕴含着无穷的魅力。因此,广播电视闽南语播音、主持如何正确、有机地传承和运用闽南语这一独特的优势,就成了闽南语播音员、主持人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重中之重是必须具备灵活、熟练地掌握解读的基本功。笔者结合闽南语播音探讨其解读普通话的信、雅、达的原则。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一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一部方言语法研究的巨著——评孙立新《关中方言语法研究》

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教授在孙立新《关中方言语法研究》的序中说:“立新是一位很勤奋、很执着的中青年学者……”是啊!几十年来,孙立新教授(以下简称作者)用自己的勤奋和执着结出了很多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方言研究成果.从文章来说,他在《方言》、《中国语文》、《语言科学》、《汉语学报》、《亚细亚言语论丛》、《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从著作来说,他有《户县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代词研究》、《西安方言研究》、《三原方言》等专著与合著几十部.尤其是2013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中方言语法研究》一书,有128万字,是一部方言语法研究的巨著.笔者拜读全书之后,深受其益,故写出来与同道们共享,以期能给从事方言语法研究的学者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川北方言中的名动形兼类

四川北部方言中存在大量的词语兼类现象,本文讨论的是一词兼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中的两类或三类。     

湘语的确认标准及湘乡方言的归属

湘语的确认经历了从单一标准到综合标准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共时的语音现状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湖南湘乡方言均应视为典型的湘方言。     

康方言昌都话的元音变迁

康方言较之于安多和卫藏的方言,分布地域广,内部又分多个土语群.康区地理上的分散格局和经济形式二元(农耕与游牧)化等多个外部因素对母语继承和方言接触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最终促成了多个土语群格局的康方言.康方言主要分3个土语群(也有四分法),这3个土语群又称为康方言的三大次方言,即北路次方言、南路次方言、牧区次方言.划分这些次方言的主要依据是语音差别;其次是词汇差别,语法基本一致.昌都话属于北路次方言①,在北路次方言沿西线土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昌都话元音变迁的研究,能为了解和认识康方言元音变迁的一般规律提供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参考数据.     

湖北潜江方言中的“X倒个N”和“X起个N”

“倒”和“起”作为汉语方言持续标记体的用法,在湖北、湖南、四川、江西以及江苏广东等省的下属方言片区都有体现,不少人也作了丰富的研究,本文将着手潜江方言中这两个词作为标记体的一个小类即“X倒/起个N”作更加细致的研究说明,主要从X的词性的不同来阐释相同结构中的语义差别,以及对“X倒个N”“X起个N”的异同之处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