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状:中韩自由贸易关系的优劣势问题

2015年6月中国与韩国正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是两国贸易关系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将促进两国GDP及贸易额增长,有利于两国的对外投资及服务业发展,对中韩两国均利大于弊,但会增大两国的贸易及市场依存度,挤压本国产业。由此,应加速发展中韩整体货物贸易;加速中韩农产品的进出口互补;加快中韩服务业的合作。在通讯信息服务方面,中国应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促进中韩两国通讯企业的合作,促进本国通讯行业的发展。在文化旅游产业方面,中国应积极推动中韩文化产业合作交流,生产高附加值文化产品。在电子商务方面,中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全面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     

产品思维导向下数字贸易类课程改革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贸易已成为现代社会经贸往来的重要渠道和方式,如何加强数字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推动数字贸易课程改革是相关院校教育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产品导向下数字贸易类课程改革的意义作为切入点,基于实际分析当下数字贸易类课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从明确目标、内容融合、实践培养、技术应用、平台构建以及教师培育等几方面,对产品思维导向下数字贸易类课程的改革方向以及改革策略进行阐述,以期为有关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试论知识商品与知识贸易

认为知识商品和知识贸易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内容。对知识商品作出了分类,并分析了知识商品所具有的与实物商品不同的特点以及知识贸易的规律     

发展电子商务,促进企业经营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国内有关文章多是对电子商务进行资料性地介绍,或是对其技术、安全等某个领域进行局部分析,缺乏全局观念。特别是对如何发展适合中国企业运作的电子商务,缺少理论研究和问题探讨。该文对电子商务的特点、作用及发展对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并从企业管理、市场机制、技术、安全等综合方面对现存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工科专业开设“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的改革实践

本文探讨了面向工科学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的教学改革思路,总结了笔者的教学实践经验,结合教育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今后的努力方向作了一点思考。     

刍议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政策

70年代油价上涨导致发达国家能源困难,但对产油国的印度尼西亚来说,却出现了石油带来的经济繁荣。进入8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猛跌。虽然从1986年开始,印度尼西亚就实行财政紧缩的政策,但是其债务累针额已接近1000亿美元。债务（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总和）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重增大了一倍多,1980年为28％,1990年增到66％。不过,印度尼西亚国别特定风险成本不是很大,并且其债务的增长促进了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不是导致过度消费。从1990年以来,经常项目帐户逆差平均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而净国民储蓄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0％。印度尼西亚的这些经济变化导源于其外贸体制和政策,因此,本文拟对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体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贸易与产业政策的部门影响力、国际直接投资（FDI）、印尼在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其投资和贸易政策的自由化措施做一些初浅的探讨。     

略述瓦剌与明朝在西北的关系

１５世纪初期,瓦剌（亦称西部蒙古）势力强大起来后,即与明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发生着重要关系,构成为西北民族关系的特殊局面。首先是对丝绸之路要道——哈密的争夺,双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较量,明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哈密、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地区,落入了瓦剌之手。其次,虽在关系紧张时期,相互政治、经济联系也仍然不断。瓦剌首领及其大小头目既接受明王朝封官授赐,又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联系密切,蒙、汉等各民族间的民间贸易更是往来不断     

俄金融危机对中俄贸易的影响

俄金融危机的爆发既受国际因素的影响, 同时也是国内各种危机的集中反映, 其结果对世界经济形势及我国对俄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展中俄贸易应该深入挖掘互补性, 提高商品贸易档次及多样化水平; 突出政府行为, 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 加强边境地区的贸易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等一些对策, 以减少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实现中俄贸易新的突破。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国际合作成为战略选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经贸规则三大领域。当前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呈现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不断升级、数字贸易国际合作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规则化凸显等现状。然而,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制度型框架缺失、数字经济发展外部风险凸显等显著挑战和风险。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应从提升区域内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