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面临全面开放：保护期限日益临近多元竞争格局即将形成

随着2006年底中国金融业保护期限的来临，外资银行将加快抢滩中国的步伐，从而使中国银行业呈现出多元竞争的格局。 为了应对金融业的全面开放．我国银行业必须实行根本性的转型。 能够在未来5年国内银行业领跑的，一定是避开了体制困扰而实行专业化经营的专业化银行。 面对外资银行的攻守策略，中资银行应保有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审慎姿态。     

博士后不能“批量生产”

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准确的数字。在《长城保护条例》公布之际，国家测绘局和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展开长城地理信息资源调查，同时正式启动长城测量工程。     

中国西部风景河流的保护政策探析

通过分析我国西部流域开发中的不同争论,强调河流的审美功能也同样值得关注。在对美国《自然与风景河流法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公众的参与,通过加强流域总体规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河流保护体系,并形成统一的中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这将有力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自然保护区五十始得天命

今年是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的五十大寿。保护区作为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体和保护生态安全的主力军，现实中却出现了诸多保护区不保护之事。     

美国、欧盟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比较研究

分别从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专利保护的立法、判例法的发展和演变、专利申请审查实践准则等方面出发,对美国和欧盟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出两者现行司法和审查实践中的一致和分歧,以及各自的优劣,从而获得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

本文将股权结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建立了在投资者保护程度不同的条件下,股权结构分别对公司绩效和代理成本影响的模型,并以2000年深、沪6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当投资者保护增强时,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力度降低;当投资者保护减弱时,情况则相反。这表明大股东的存在可以作为投资者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鉴于此,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不能盲目进行,而应以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前提,同时应积极培育具有监督作用的大股东。     

乡土记忆与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湖北巴东堂戏的思考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其原生社区的生活常识,承载村落记忆和文化共识,内含民族文化基因。本文基于"乡土记忆—社区营造"的研究框架,以湖北巴东堂戏保护为例,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探索非物质文化传承困境和保护机制的创新,认为应通过乡土社区营造,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并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的地域空间,构建政府、学界、企业、新闻媒体和村落居民五位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文化建设网络,变"碎片化的补救保护"为"区域整体保护"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传承"。     

基于主体不平等的跨国界河流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研究

基于破产理论和讨价还价博弈,构建水资源分配的破产博弈模型。借鉴国际水法,构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议价能力运用到破产博弈模型中,突出主体在水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性,减少水资源分配量与贡献、需求量和对水资源依赖程度的非对称性;结合主体的谈判破裂点,根据主体满意度函数的联动函数寻找水资源分配的最优解,使分配能同时满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并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进行实例研究。     

论人身自由权的暂时性法律保护——以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为视角

人身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权利,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通过宪法确认,由具体的法律制度落实。我国法律制度中缺乏对行政权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得人身自由权遭到严重侵害。暂时性法律保护的权力制约性、暂时性、及时性（中止性）和救济中的救济能够实现人身自由权的保护。人身自由权遭受严重损害的现实和现有的监督机制不足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必然。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策要求、国外的成功经验、民法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践经验以及刑罚执行上的“刀下留人”的经验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可能。暂时性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制度适用于行政行为。借鉴西方人身保护状制度、建立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事前报告审查和行政相对人请求保护制度,能够实现人身自由的暂时性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