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一起抓

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 ,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江泽民同志讲话精神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做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根本要求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基本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 ,我们…     

生态是生产力之父──兼论生态优先规律

以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工具生产力把生态系统视为征服的对象物,结果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劣化,特别是在工具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就把地球生态系统糟蹋得面目全非,致使地球生态系统危如累卵;而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规则把生态系统视为生产力之父。生态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优先规律不仅是生产力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是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必须尽快走出长期固守的关于生产力的认识和实践误区,培育生态文明新观念,切实保护生产力之父──生态。     

“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演变

生产力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要素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真实地剖析一下人类历史会发现,在古猿人时代,天然劳动对象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是第一生产力;原始社会末至18世纪中叶大机器工业之前,劳动者的数量是第一生产力;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生产工具（主要指大机器）是第一生产力;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精神文明是否生产力之探讨——与张金根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系统,实质上提出了“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人口生产力”等生产力的概念,我们确认精神文明是生产力,具体说是精神生产力。当然又不可将精神文明与精神生产力绝对划上等号：第一,精神生产力的表现过程及其结果具有二重性,一是有健康、进步的精神生产及其优良产品,二是有不良的、落后的精神生产及其劣质产品,前者属精神文明内容,后者属精神野蛮内容,从这点上讲,精神生产力的外延比精神文明的外延要宽阔些;第二,精神生产力的表现过程及其结果中的健康进步的精神生产及其优良产品,只是精神文明的前提内容,精神文明还有一个后续内容即对优良精神产品的享用,因为通常掌握的精神文明的基本蕴含是人们精神生产的进步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这点上讲,精神文明的外延比精神生产力的外延要宽阔些。本文还认为绝不能泛用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个尺度来确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哲学属性,它们并非历时性存在而是同时性存在的两种文明果实,它们都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进步的积极的成果,精神文明的哲学属性是实践     

国外学者论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格外重视,在各种学术争论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责难和辩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沿袭着生产力概念的古典经济学用法。经过《神圣家族》、《评李斯特》等文本,马克思变革了生产力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恩格斯手写稿上的批注表明了生产力概念的哲学内涵,而且把生产力理解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日本建设海洋国家的思想溯源——以福泽谕吉和吉田茂为中心

日本对海洋大国的追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基因,有强大的海洋思维的支撑。建设“海洋国家”的思想倾向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作为启蒙思想家,在近代日本的海洋国家建设,尤其是宣扬海权思想方面,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吉田茂作为二战后日本“最具有海洋意识”的首相,以海洋思维规划国家发展路线。福泽谕吉和吉田茂活跃在不同的年代,他们的思想却实现了穿越时空的交汇。二人倡导的海洋国家在目标上趋同,但思想内涵有相异之处。福泽谕吉描绘的海洋国家愿景以“军事和经济”为核心内容;吉田茂描绘的海洋国家愿景以“经济和政治外交”为核心内容,并在战后引领日本确立了“经济主导的海洋国家”身份。     

论乔纳森·休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辩护

作为当代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乔纳森·休斯坚决反对西方绿色批评者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指责,力图证明该理论与对环境问题及其制约因素的理解是相互兼容的。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人与自然因果关系的理解框架中,阐明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的普遍性和生态依赖性;坚持政治经济学主要观点,在生产力、技术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研究中,论证技术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效应需要以生态良性的形式来实现;遵循共产主义基本原则,在需要三元结构的理论模型中,展现马克思以生态制约、生产发展和需要丰富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种辩护虽然存在抛弃辩证法、缺乏政治导向、轻视生产关系、夸大需要作用等理论缺憾,但仍然从思维方式、生产方式、技术创新和消费方式等方面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绿色启示。     

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下以宪法为手段的海洋维权路径——以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为启示

将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在当今海洋政治斗争中是多数国家立宪和修宪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国际法院近年来形成了以“有效控制”原则判定主权归属的裁判逻辑。宪法是国家对主权展现最高管领意志与行使最高管领作为的有力体现,宪法中是否存在涉海内容,成为国际法院判定“有效控制”的重要依据。作为解决涉海领土争端的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国际规则与国际共识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是涉海领土维权的行动指引。相较于涉及我国海洋争端诸国,中国目前尚未把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存在维权被动的可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尽快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涉海内容入宪,涉海内容的具体呈现,应在符合我国国情与宪法传统的基础上,统筹参考国际司法实践经验,为海洋强国战略下的主权维护多添一层保障。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特质与构建路径

作为一种中国倡导、服务全人类的海洋治理构想,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生态和海洋安全而形成的“五位一体”共同体理论体系。在理论设计与实践构建过程中,海洋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了延续性、实践性、人民性与系统性等内在特质。如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从观念转向实体的动态过程,需要从话语引领、法治支撑、外交推动和安全维护等方面入手,不断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话语力量,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法治建设,深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优化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环境,从而有力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程。     

习近平关于港口建设论述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港口建设与布局并对此做出诸多论述,这些论述是新时代开展港口建设工作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口建设论述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是适应新时代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提高资源集聚配置能力、维护海上通道安全、顺应国际港口发展趋势、助力疫情防控与复产复工等客观实际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口建设论述的科学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港口建设的重要地位、主要目标、基本支撑、试验探索、海外布局等方面。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口建设论述的指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港口陆海多式联运体系完善、港口集群联动整合以及中国与港口国家友谊加深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有重要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