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大师”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初九，一条轰动朝野的新闻从北京传出：翰林学士王鸿绪疏参“妖人”朱方旦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民心三大罪状，皇帝说“王鸿绪所参甚佳极当”。据此，内阁已向湖广总督蔡毓荣、巡抚王新命发出速将朱方旦“严拿究拟”的命令。转瞬间，一个在大清官场拥有众多粉丝的“奇异神人”被揪下了神坛。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禁烟英雄

林则徐生于贫寒的旧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1820年起外放出京,先后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因为他清正廉洁,勤于政务,体恤百姓疾苦,以致清名远播,被百姓称为“青天”。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后,除了尽可能地采取禁烟措施,严惩有关     

湖广土司改土归流原因新探

雍正五年的湖广改土归流是清王朝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进,出现了大量苗民逃往湖广及兵源粮饷紧张的局面。而湖广土司区的存在,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而且也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因此,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边防,策应西南云贵广西改土归流的需要,趁势顺带地将湖广土司实施了改土归流。     

郫县方言中的“湖广话”成分

文章从比较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郫县方言与武汉方言之间的联系。文章以大量的实例,不仅雄辩地证明“湖广话”是近、现代郫县话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从语言的角度印证了发生在明、清两代的“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历史事实。     

湖广民变与晚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明神宗万历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湖广的武昌、汉阳、荆州、襄阳、黄州、承天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市镇,连续发生以生员、商人、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民变,并且得到当地官员的同情和支持。同一时期类似的民变也发生在山东临清、南直苏州,及江西、广东、浙江的多处城市。究其起因,在社会财富日渐积累、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大量白银通过走私贸易进入国内市场的形势下,以万历皇帝为中心的皇室、以御马监为代表的宦官和中下级赋闲军官和地方闲杂人员,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群体,结成了松散但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城市“乡官士民”进行的一次剥夺。其后果,既唤醒了“人性”中不劳而获的劣根性和一夜暴富的财富欲,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道德约束和良知底线,以及“乡官士民”对明朝廷的“恒心”。     

一个多元管理体制的典范——“荆襄”管理体制初探

"荆襄"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在明清两代所指实为楚豫陕川四省交界地区。成化年间,明朝开始在此构建繁复多元的统治网络。荆襄"控制三藩",是明朝加强多省交界地区统治的典范;荆襄界邻数省,管理难度极大,其军政体制的形成,是一个与湖广分省相应,并不断调适的过程。明代荆襄虽然具有"省"的一些特点,但其本质上是"边"与"镇",而非省。     

水网天下,神通川湘:四川杨四将军信仰流变过程及意义

杨四将军信仰在长江中上游的水路码头分布广泛,杨四将军与大禹、李冰父子在祭祀时间上重合,形成了以大禹、李冰为信仰对象的清末四川湖广移民与农业社会对应,以杨四将军为信仰对象的各地商贾与水路商贸组织关联的信仰格局。杨四将军在长江水路中发挥着大禹、李冰所不能承担的保护舟子、商贾的作用,显示了信仰与正在勃兴的商业经济和长江流域区域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四川杨四将军信仰与大禹信仰一道催生了李冰从湖广移民前主管农业的水神向五方杂处的新四川区域神——川主的转化,完成了信仰意义的转换,创造出整合族群认同的区域神灵,实现了社会秩序的整合。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湖广填四川”对三峡地区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贡献

三峡地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历史上发生的数次大移民关系密切。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期间,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外省中医人才和中医学术思想对三峡地区中医学术发展、中医人才培养和特色专科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退一步”的智慧

张之洞长得不帅,个子也很矮,初任湖广总督时,很多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的一名画家甚至拿他开涮,画了一幅“三矮奇闻”的水彩画,画上的三个矮子分别是张之洞和他的两位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