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创新方法选择的路径及发展趋势

创新方法的选择关系到创新的成败.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递增理论和创新边际效率理论是指导创新方法选择的基本理论.创新方法的选择应当以市场与技术并举、致力于适销技术为原则.系统化的TRIZ方法为创新提供了一个技术共享平台,同时也昭示着平台构架是创新方法的发展趋势.     

论历史调节机制

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最基本的历史调节机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构成人类历史得以维系、延续和发展的永恒纽带和基础。当然,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的调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都不可能是单独起作用的,必须综合运用上述历史调节机制,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国际海洋法视野中的南海争端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之前,南海争端的重点是对岛屿的争夺以及对其主权的确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后,南海争端主要表现为海洋权益的争端.由于海洋法公约存在不足,一些周边国家借此曲解公约,大肆瓜分南海海域,并以此来谋求对南海各岛屿的占领.但海洋法公约同时也为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相关国际法为基础,通过各国友好、和平协商,才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最好途径.     

国家土地所有权性质法理探索

关于国家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学界一直存在公权与私权之争.笔者认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私权.国家土地所有权性质争论的症结在于我国国家土地所有权现实问题、私法立法不足、主体设置不清.确立国家土地所有权私权的法律意义在于,将国家土地所有权界定为民法上的所有权,具有一般私权的特征,意味着国家可以自由处分、自由交易这些土地.作为所有权本身,在权利的行使上是无限制的.但是这丝毫不排除来自公法的限制.所有权的限制应当是来自于外部而不是自身.国家土地所有权私权性质是由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基础、公私法划分这一法制体制以及民法本质、所有权本质所决定的.     

相对性原则和受益第三人合同

在传统相对性原则的要求下,第三人不能享受合同上的债的权利和诉讼的权利.但是,司法实践表明第三人参与到合同关系中的案例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第三人在合同中的地位和权利问题成为世界合同法领域令人关注的问题.固守相对性原则从而导致合同纠纷的处理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是很多国家司法机关遇到的难题,也成为众多理论研究者和法律实践者批判的对象.作者认为,具体制度如何设定,首先取决于合同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建立合理的受益第三人制度,旨在通过保护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来保证当事人在公平的交易中获得各自的期待利益,这恰好体现了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宗旨.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与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相伴而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 住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公民文化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以及权利意识都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性"活法"(全球法)秩序的自发扩展,发展中国家人们刚刚熟悉并努力建构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后法治时代的诸多挑战,其结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论行政征收征用

行政征收、征用权是超越私权的一种公权利,国家制定有关行政征收的法律法规的意义在于对行政征收、征用权进行约束,以防止行政征用征收对私人财产权的剥夺与限制。世界各国因此在以宪法中对征收征用加以确认的同时,多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新颁布的物权法对征收征用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缺乏系统的操作性及适用的规范,应加紧制定与物权法相配套系统的征收征用法。     

论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鉴于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及合同诈骗罪中罪数的认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在司法实践中对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有所帮助。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象、标准、基金筹措及监管——以《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为中心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具体可以分为生理性、资源性、突发性、社会性农村极度弱势群体。应根据收入变化适时调整保障水平,同时从制定依据、标准构成及保障线确定和保障线调整等方面科学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财政负担、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和社会捐助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筹措的主要渠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涉及管理主体与具体操作方式、管理内容、检查监督机制及资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