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牧区生态安全的人口转移问题及其社会政策研究

牧区生态不安全是突出的问题,人地关系不协调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近50年来,不合理的制度与政策、各种人口问题、社会活动问题的作用的确非常突出,但是在各种因素中,核心因素是“人口因素”,表现为相对于牧区生态环境特性而言的人口规模不合理以及不合理的牧区居民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牧区生态不安全的根源在于牧区人口与生态环境的极为不协调,要实现牧区生态安全,其基本条件是协调牧区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实现牧区生态安全,需要采取牧区人口转移战略;牧区人口转移战略主要有生态移民和劳动力转移;牧区人口转移中的突出问题,一个是转移稳定性问题,一个是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措施是重视在人口转移过程中发挥社会政策的作用。     

试论计划生育信访工作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针对引发计划生育信访的诸多问题,结合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认为计划生育信访工作存在着不和谐因素,主要是认识上、机制上、工作评价上存在问题。建议要加强对国务院《信访条例》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计划生育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计划生育信访反映出来的问题,强化对计划生育信访工作的领导,及时处理和化解信访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环保督察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约谈制度的构建路径

环保约谈是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新型治理措施,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保约谈制度在环境立法中不断演变,并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一项重要工作方式。由于实践中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这两类约谈措施实施主体、程序具有高度相似性,使得在制度构建时较少区分约谈措施的法律性质,导致了不同约谈措施的混用。在环保约谈制度构建中,各地规范约谈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其对督察约谈制度的处理方式,也呈现出单行、融合与衔接三种模式。行政约谈与督察约谈分属法律法规与党内法规体系,两个体系应相互衔接又相互独立。建议规范行政约谈的规范性文件以衔接模式进行构建,与督察约谈衔接的同时,保留党内法规规范督察约谈制度的空间,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论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再现性是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针对教育文化生态系统诸许多失调现象,可以从教育目标文化、教育行为文化、课程文化和制度文化及方面加以协调.     

智媒时代新闻工作者如何阐释环保理念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向全民推行环保理念已成为媒体肩负的一项重任。面对各种新媒体、自媒体所带来的激烈竞争,新闻工作者必须打开新思路,立足实际生活,树立环保理念,才能够向受众讲好环保故事、传播环保理念。本文将探究在智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向受众阐释环保理念,推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宝贵认识。只有不断在工作上推陈出新,在实践中提升水平,才能更好地践行媒体的社会责任。     

国家在场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云南贡山县生态扶贫的人类学考察

民族地区作为生态特殊区和贫困高发区的重叠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扶贫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生了改变,而国家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力量。文章以“三区三州”的典型代表云南省贡山县为案例,分析认为国家以正式制度、权力和资源及符号象征的在场形式全方位推动了生态扶贫。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民被国家赋予保护生态的权利和责任,并纳入正式的生态治理体系之中;村民从意识上对生态空间形成了从“生存空间”到“公共生态空间”的认同,形成了家与国的空间统一;生态保护成为当地发展的前置条件,有意识、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生态保护成为又一个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内容,村民在物质经济需求与国家生态需求的统一中不断实践。     

本土知识与生态治理：新疆牧区习惯规范的当代价值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承载游牧民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的习惯规范,与草原生态治理和牧区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基于本土知识的牧区习惯规范在当前新疆牧区草原生态保护及生态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草原牧区的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不能脱离牧区社会本土知识,挖掘草原生态习惯规范中有益的本土智慧和实践价值,可以为牧区可持续发展和草原生态治理提供经验基础,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现代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     

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建设的意蕴、根基与理路——以黄河流域宁夏段为视点

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宁夏总结出了包括植树种草模式、流域治理模式、治水兴水模式为主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新模式,贡献了土地荒漠化防治的"中国经验",探索了贺兰山生态治理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具备建设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的基础和条件。宁夏必须坚持从"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和"千秋大计"的战略高度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点作用,突出生态保护红线的底线作用,体现生态工程建设的基础作用,强化体制机制创新的保障作用,努力在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本体性安全与作为生存理性的实践理性

由康德奠定经典内涵的实践理性总体上是与感性经验无关、“不计后果”的,因而是存在无忧的。在高度现代性时期,全球性风险带来本体性不安全和生存焦虑,使得我们必须基于生存——本质上是共生共存——呼唤一种新的实践理性,这便是本质上是存在理性的生存理性。当然,今天我们需要的生存理性是后启蒙的、完成现代性转换的生存理性,是非先验的理性,具有反思性特征,本质上是基于共在这一底线的公共理性。在意向性与外延性高度强相关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吁求基于共在的生存理性,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生活方式的再道德化。在此意义上,强调修身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助益之处,康德的实践理性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