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上帝之死" --虚无主义的演绎及其反拨

尼采的“上帝之死”将虚无主义推至极限 ,并用重估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完成了去值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则反拨尼采 ,要在虚无主义的遮蔽和绽放中把握虚无之虚无 ,以求彻底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然而 ,在福柯更为虚无化的“人也死了”中 ,海德格尔与尼采一样都面临着更进一步的反拨而难逃虚无主义命运。其实 ,虚无主义既非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能完成的 ,亦非历史的法则和逻辑 ,它只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其极至的主体性驱使下 ,因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把握的失落 ,导致绝对确定性通过不断被剥夺的递增的匮乏之痛苦、缺席 ,而宣告不确定性的到来。然而 ,这种所谓的可怕的不确定性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病”的发作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终将不攻自破。     

科学与人文划界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科学与人文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两种文化现象 ,从研究的对象、表达的手段、认识成果的共认度和对认识结论的判别手段上 ,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划出确定的界限 ;同时 ,从这几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互相过渡 ,尤其是某些知识领域呈现出亦此亦彼的特点 ,使得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界限又具有了不确定性。这种双重特性体现出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丰富辩证内涵 ,使得两者一方面具有清晰的界限和各自的不同特点及相对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又相互交叉、可以融合 ,当然融合时又要做到适度 ,而不是互相取代     

“形式”与数学基础问题:基于胡塞尔哥廷根数学学会报告的考察

现代数学的一个基础问题是如何理解“形式”的地位与作用,它涉及对现代数学性质的理解与研究路径的选择。胡塞尔指出,数学在经历了19世纪的急剧扩张之后,已经上升到作为“理论之理论”的“理论形式”层面,并带来了如何澄清这种数学的可应用性与合法性的问题。胡塞尔在哥廷根数学学会报告中对此进行了专题性阐述。在报告中,胡塞尔以流形论来界定现代数学的性质,同时以数系扩张为切入点,通过改造汉克尔的“形式法则的承袭原则”,胡塞尔走向了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方案,并指出这一方案需要满足的条件,即公理系统的一致性与确定性,由此,形式数学的可应用性与合法性问题被归结为公理系统内部的问题。对胡塞尔报告的考察有助于理解针对公理系统性质的证明为何会成为后续数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有助于重新审视和定位胡塞尔的数学哲学立场。     

论刑事裁判的确定性及其实现——以刑法解释学为视角的分析

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是指人们通过刑事诉讼就案件事实能够得到相对稳定的裁判结论并对该法律后果具有可预见性.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是法治的基本价值所在,刑事裁判的确定性及其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事裁判的确定性应当作为刑事裁判的重要属性,予以探讨.如今法官虽然不再像传统自由主义法学所要求的那样过于机械地执行法律,对事实和法律的确认可能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确定性,在承认司法推理中的主观性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克服司法过程的任性与恣意,实现刑事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应当成为我们需要的研究的课题.本文对影响刑事裁判确定性的三个主要因素裁剪事实、弹性规范、刑法不典型进行了评?并对实现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提出了三条进路:法律解释的互动、理性程序设计、建立示范案例库.     

经济体制转轨、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很容易造成路径依赖,难以顺利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轨道。因此,在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沉淀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仅需要分析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风险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需要考虑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动态转轨的适应性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下,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规则,以加强根本不确定性和沉淀成本管理,突破经济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这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对E.D.赫施“意义”与“指意”概念的解读

美国学者赫施坚持将对于客观意义的诉求置于对作者意图的询唤过程中,而“意义”与“指意”这两个关键概念则成为了支撑其理论体系的最重要基石.赫施关于意义与指意的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观念以及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深刻影响.而赫施提出这对范畴的思想动因则在于捍卫意义的确定性品格并对抗种种充满了虚无主义色彩的“不确定”主张.此外,赫施还将意义与指意同人文学术中的“知识”和“价值”相互衔接,从而显示了其在一个“后理论”时代中的更加深刻的人文关怀.     

论公私法之嬗变

法律以确定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和表现形式。法律的确定性首先是其价值的确定性,其次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私法在价值、形式理性上的确定性是不同的。自近代以来,公、私法在确定性上实现了一致。     

亚欧文化交错中的文学思考——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复调书写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具有独立意识的众多角色进行全面平等对话的创作方式为切入点,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以复调的创作手段对亚欧文化交错中的土耳其民族做出了深刻的文学反思。基于作品文本,以土耳其的发展历程与社会现实为背景,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基础,采取萨义德对位阅读的阐释方法,在面对伊斯兰传统文化与欧洲现代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境况下,帕慕克艺术性地反映亚欧大陆交界处的土耳其民族在身份诉求、意识觉醒和文化探寻之旅的艰难处境以及他本人在面对异质文化选择过程中所持有的明确态度。对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做多元文化解读,对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