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进程与意义

由于大国成长是社会性成长与物质性成长的统一,因此有必要从大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研究中国崛起.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进程可分为成长准备期(1911～1956)、成长探索期(1956～1979)、迅速成长期(1979～2009),并开始向平衡成长期(2009～)转入.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有至少八个方面的意义:即实现了古老文明延续与现代文明对话,发现了开放性革命与开放性改良相连贯的复兴之途,树立了大国社会性成长规律的又一典范,探索了依托发展中大国群体共同崛起的新模式,推动了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以中庸、和谐、和平共处的思想丰富了国际政治文化,维护并缔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多维和平,开辟出东方发展中大国跨越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稿约

《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本刊设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文学与文化、历史学、社会学等栏目,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     

稿约

《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本刊设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哲学、文学与文化、历史学、社会学等栏目,注重学术性、理论性、探索性。热诚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赐稿。本刊2009年重点选题如下: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

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理论自觉"就显得十分重要,也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想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人际语法隐喻的多维考察——以《唐顿庄园》为例

人际语法隐喻作为语法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际意义在语气和情态方面的非一致式表达。语言形式不同,则其传达的语言意义也不尽相同。从语用学、社会学、语篇分析等多个维度综合考察人际语法隐喻非常规表达的语言学意义,挖掘其折射出的特殊人际意义,从而探求人际语法隐喻使用的语言学理据。     

现实关怀、理论自觉与时代变迁——李友梅教授访谈

○李老师,您求学与治学的经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而展开的,起初您学习的是语言,但后来为什么转向社会学这个学科?您时常对学生说是"误打误撞"进来的,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的求学经历确实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现在想来,我经历了几次人生选择,最终有幸以社会学为毕生事业,也是一种缘分。1973年,我作为外语     

处在跨国主义和多重语境中的社会学

社会学思考和所有人文科学的思考一样,同见证了其诞生的西方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1]当代社会的多元化过程,拷问了作为记述、依附于现代性观念——特别是欧洲现代性观念——的"社会"概念;另一方面,欧洲思想则仍继续将自己看作其他所有历史(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巴西,等     

青海农牧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社会学新观察——以文本政策变迁和田野调查为场域

本文以青海农牧区作为一个场域来解读劳动力流动及其文本政策的社会变迁过程,并从农牧民劳动力流动中的几个问题即青海农牧区传统经济的窘迫问题、青海农牧区劳动力流动后的就业状态与特点、青海农牧区劳动力流动演进发展中冲动与现实困境的矛盾、青海农牧区劳动力流动文本政策执行差距的现实调查等方面对青海农牧区劳动力流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总体观察分析和判断。     

中国陪读现象的流变及其社会学解读

中国陪读家庭群体规模已经越来越大,涉及的阶层也越来越多,波及的教育阶段也越来越广,陪读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越来越非理性化。中国陪读现象的这些变化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进一步失衡,社会发展机会闭锁,体制内外待遇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它造成社会发展机会的更不均等,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阶层的固化,整体教育质量的下降,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威胁社会稳定。只有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重建开放社会,不断缩小体制内外的待遇差距,我们才能有效减少陪读行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