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

多年来,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谈论甚多,而对促动这一“经济奇迹”的“体制奇迹”,即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却始终着墨很少。“转型社会学”企图面对这一“体制奇迹”及其所引发的诸种问题。为此,必须努力寻求“工具实证主义”以外的社会学研究手段,以便有能力面对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安排。奠基于“行动社会学”之上的“社会学干预”或许就是有效方法之一。不过,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这一源出于法国图海纳学派的方法,必须在原则和技术上都有所改进。嫁接“解放社会学”的诸原则,形成“强”、“弱”两种干预手段,可能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本文结合对农民工和都市运动两种现象进行社会学干预式的研究,试图阐释“强干预”与“弱干预”的不同方式和操作特点。     

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组织如何联结:理性的行动关联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的理论认识来分析个人与组织的联结方式,这一梳理包括四个方面:关于个人和组织关联的一般共识;个人理性对组织理性的建构意义;组织理性对个人理性的嵌入;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行动关联一致和不一致的两种状态及其与组织创新和扩张的关系。     

宗教社会学范式及理论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宗教社会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理论范式。新范式是理解美国宗教的框架,旧范式则来源于欧洲的宗教传统。新范式的内容包括理性选择理论、似真性理论和仪式理论。目前,新范式开始运用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宗教研究,似乎要成为普世性的理论模式。     

滕尼斯的社区理论与中国的社区建设

1887年，斐迪南·滕尼斯（以下简称滕尼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社区与社会》。该书不仅奠定了他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也开创了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先河，对后世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1912年该书再版后，在社会学界形成了广泛的社区研究热潮，芝加哥学派等一大批卓有影响的社会学派和社会学家由此起步，对社会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社会学视野下人才跳槽及反跳槽的策略思考

社会学视角对人才跳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行为、社会协同、社会流动等方面，而社会行为和社会协同等角度的研究尚比较薄弱。事实上，还可将研究进一步深入拓展到诸如社会角色、社会制度等更为宽广的视野。     

论竞技体育项目的社会价值

竞技体育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体育明星能带来滚滚财源,主办运动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竞技体育可以派生各种相关产业,促进经济腾飞.     

当代社区建设大事记

我国的社区建设运动最早是20世纪初期开始的,受国际上一些农业国家的“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等民间自发的社会改良运动影响:1924年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推行了平民教育;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江苏南京创办了晓庄学校及其后来在江苏各地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梁漱溟先生创建的河南村治学院及其后来在江苏、山东邹平县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先行之举。30年代初,吴文藻等将社区概念引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社区研究随即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后,社区以及社区发展也就不再被提及,使中国在其后几十年…     

好雨知时节——广东社会学界召开“殡葬业目前走势分析”座谈会

2006年4月11日,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及本会殡葬改革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在广州召开“殡葬业目前走势分析”座谈会。广东省社会学学会会长范英,常务副会长刘小敏,殡改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霍秀媚、欧阳荣基、陈伟、范海泉、杨光民、顾万明、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冯仿娅、冼美新、茹小雯,以及殡葬行业的代表张永川、于卫国、周海、甄添雁、李忠兴和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亚太经济时报》、《广东社会学通讯》记者等20多人与会。会议由范英教授主持,与会者就当前我国、我省殡葬业一些热点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范英会长…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