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满意度考核重在落实知情权和参与权

10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无论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还是10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满意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惟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小农场》:中国模式的微观经济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许多学者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一条特别重要的经验,即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剧烈,但政治社会却相对稳定.一般来讲,考察宏观上结构稳定的方式是到微观经济社会运行领域中去寻找答案.贺雪峰新著《小农立场》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考察. 既有的研究对于当前农民家庭微观经济运行逻辑揭示不足.贺雪峰依靠常年不断反复调研,发现了农户微观经济运作的逻辑,从而揭示了这一机制——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理解了这一机制,就能够对基本经济制度如何促进农村稳定有序提供了一个有质感的认识.     

从民变到兵变看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社会脱序,动乱频仍,尤其是清末十年,政府推行新政,民变却蜂拥而起。民变止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兵"登上中国权力的中心,军事权威和军人权势逐渐膨胀,民变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多如牛毛的兵变。辛亥革命作为"兵"从边缘走向中心最精彩的一幕,然一旦军人集团和军事权威失去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兵祸必然横行,社会走向更大的混乱,从脱序中陷入失序,社会结构难以整合。     

社会转型与政治文化的变迁

政治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政治文化是随着政治实践发展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演变对政治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治实践的发展对政治文化的演变也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主流政治文化的发展面临多元化的挑战,对中国政治建设形成一定的压力。     

新时期我国利益集团的现状及产生机制研究

利益集团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是人类自身社会性要求的一种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益团体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这一现象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我国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其自身的外部机制.深入分析我国利益集团的现状后认为,我国政府应认真对待利益集团,对其进行妥善治理,完善相应制度法规,建立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实现各利益集团在一种相对合理的维度内践行其活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解读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是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是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探寻各类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对于有效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将有重要意义。     

转型时期西北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甘肃三个典型社区案例的分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其独特问题,如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过度依赖企业,寺院专业人才缺乏、总体水平低下等。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要又好又快发展,应借鉴国内外社区实践活动,积累自身正负两方面经验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三方协同、公民参与、福利性与经营性的统一三大原则是西北地区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必须把握的重点。     

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情爱观的变化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情爱观的演变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对当今大学生情爱观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描述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学生情爱观的发展变化.并从情爱动机、择偶标准、友谊观、贞洁观、家庭观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情爱观嬗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期大学生情爱观变化给社会和大学生自身带来的挑战,进而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提出应对之道.     

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处在转型社会的中国,目前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有诸多问题:如危机频发与制度滞后,权威治理与分权自治的央地博弈,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共振危机,运动治理与法理治理的抉择.然而,转型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危机与治理伴随政治生活全过程,是一个永恒的国家问题.只要把危机纳入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中解决,就并不可怕.无论是社会危机驱动型国家治理模式,还是国家为了追求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而选择的整体性治理活动,国家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自主性作用.从“构建性自主”、“嵌入性自主”、“反思性自主”和“无为性自主”四个维度着眼,可以探讨我国经由何种自主性路径来达到有效社会治理,从而走出国家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