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9年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结合Dagum基尼系数考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并使用GML指数及其分解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演变情况及变动来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不高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研究期内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获得了正向增长,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于技术进步的驱动。同时,该文实证分析了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力度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产生负面抑制影响,产业结构因素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尚未产生显著影响。最后,该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促进共享正义：现实困境与优化机制

绿色发展是以绿色创新为第一驱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要义,以实现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关键,以促进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为本质要求,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指向的理念与行动。推进绿色发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绿色发展成果。我国绿色发展促进共享正义,面临绿色共享理念尚未形成共识、绿色发展主体权责不明晰、绿色共享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绿色共享成果不平衡不充分等挑战,亟待构建以绿色共享理念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行动为支撑、绿色共享制度体系为保障、全民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为目标的优化机制,以绿色发展促进共享正义实现。     

数据驱动下高污染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机制研究——基于新天钢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从数据驱动视角出发,选取新天钢集团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据驱动下高污染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动态演进过程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高污染制造企业所面临的绿色压力主要包括规制压力、技术压力和市场压力3种类型,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其绿色转型中的数据驱动焦点呈现出“激活—优化—重构”的演化轨迹;高污染制造企业绿色转型中的数据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技术组合、数据利用与场景协同3个关键要素,企业通过技术组合持续提升数字信息技术能力,通过数据利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通过场景协同实现能源信息共享并高效助力减排降碳;在技术逻辑与产品逻辑基础上提炼出了基于数据逻辑的企业绿色转型模式。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和“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已在新时代演化为中国学术、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研究发现,这个概念的提出、传播及政治化,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政治化使其从最初仅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发展为在学术、新闻、教育、政治领域同时使用,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概念。相比“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既能把由我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含义和价值导向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能把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之国家民族的含义,和“一体”对“多元”的统摄性、“多元”对“一体”的支撑性表达出来。它蕴含的思想、实践引导动能的释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要以其作为核心概念、理论基石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概念整合视角下解读2022年网络流行语意义建构和认知过程

网络流行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既反映当下社会现状又体现人类对新词独特的认知。概念整合理论就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建构,而概念整合网络模型解释了语言的意义建构及其认知过程。本文基于概念整合理论,运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定性法分析2022年网络流行语的意义建构及认知过程。研究发现,解读网络流行语言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还需要进行概念整合即在线处理过程后产生一种更深层次的意义从而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正确使用,同时该理论对于解释多层含义的汉语也是一个新的角度。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理论发展研究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根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凝聚新思想,追寻中华民族实现摆脱贫困梦想的实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的、精准的、可持续的中国贫困治理方案。通过梳理和探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减贫的理论发展历程,总结“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孕育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救济式减贫中推进的绿化发展思想、在改革式减贫中发展的生态保护思想、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在脱贫攻坚中创新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总结脱贫攻坚成果,系统推动绿色减贫未来持续发挥效用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优化——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以及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源头,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成为经济转轨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当前重污染企业存在产业路径依赖程度高、绿色化发展程度低、转型难度大等问题。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有关。资产专用性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成本,提高了转型风险,削弱了重污染企业的规模经济,从而影响绿色转型;不确定性会影响重污染企业的经营决策,对绿色创新形成挤出效应,同时还会产生寻租费用,从而影响绿色转型成本;交易频率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专用资产投资能否被收回问题,从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因此,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激励机制,构建纵向一体化产业链,降低资产专用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健全绿色金融体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转型,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构建绿色转型机制,完善数字化服务体系,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作用。     

环境规制与新能源产业发展：演化逻辑及优化路径

新能源产业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抢占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战略制高点的关键领域,环境规制是新能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能源产业发展经历了政策激励产业建设、政府扶持产业规模化发展和政策体系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但是,与现阶段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环境规制仍存在绿色财政与税收制度不完善和绿色金融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要进一步发挥绿色发展理念的引导作用,深化绿色财政与绿色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以及强化政策协同效应,进而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统筹“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以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能源转型势头良好,能源安全水平得到提升。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对新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视,为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提供了良好契机。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中国经济增长仍不能与能源消费强脱钩,诸多技术瓶颈仍制约着中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高质量发展,一系列体制机制短板和世界能源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使中国在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面对上述形势,同时吸取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进一步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双碳”工作推进节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综合应用好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强化能源供给保障等体制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