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乡镇体制的变革与启示

乡镇体制改革是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界持续多年的热点话题,乡镇体制应该如何改革,乃至乡镇一级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当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既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本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政治学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全面考察了晚清以来我国乡镇体制的变革历程,揭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与地方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通过对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建设的本土资源的深度发掘,从历史和逻辑的整合中思考了如何推进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     

新国家与旧家庭: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家庭的改造

建国之初,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家国一体化"的治理模式下,新国家试图对旧家庭进行彻底改造。但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不但对诸多传统家庭制度进行妥协,甚至还间接地利用着这些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秩序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实践策略。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家庭角色的双重性建构。这种双重性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强势国家下的家庭改造悖论,也表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经验下存在解释困境。     

“苏区包公”何叔衡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开幕，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     

清风正气方志敏

方志敏烈士(1899—1935),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缔造者。他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一生。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人民英     

田头革命追忆

这里的田头不是犁地耕种、刀耕火种的田头,而是武夷山市崇安县星村镇的一个老区基点村——田头村。翻开闽北老区革命史,田头村在闽北老区革命史特别是在闽北三年游击战争史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里是中共西南战区委员会、中共建阳县委机关驻地,领导崇安南部、建阳北部的边界革命斗争。汪林兴、邱有贵、左丰美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留下革命足迹。...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中)——记古大存解放后主持省政府工作的岁月

正气凛然仗义执言1927年,古大存带队前往海丰向彭湃汇报、学习并庆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彭湃赠送一把大马刀给古大存,古大存当即赋诗一首回赠彭湃:"殷殷刀上血,深深战友情。嘱托何凝重,敢不轻死生?"彭湃英勇牺牲后,古大存一直非常挂念彭湃的母亲周凤。路经海丰或彭老太太来广州,都必定亲自登门看望。1952年夏,广东省政府...     

陆定一寻女半个多世纪

1931年，陆定一与唐义贞生了个女儿 1931年12月30日，红都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谢家宗祠，正在召开重要会议。     

贫农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坚强柱石

贫农团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领导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自愿性群众组织，其建立是纯洁革命队伍，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需要；反抗国民党摧残农会组织、造成斗争新气势的形势需要；遵循共产国际最高指示以及党中央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贫农团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初步建立、广泛兴起和逐步消退三个阶段。在组织构成上，贫农团主要由贫农和雇农组成，以乡为单位，在组织运作中实行了严格而民主的选举制度以及较为规范的会议制度。贫农团的主要活动包括领导分田、查田运动；组织扩红、拥红运动；进行苏区经济建设；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等多个方面。贫农团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思考

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被赋予的行政权力性质(党政不分以及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的一体化)造成它与国家和基层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利益)竞争关系,致使其权力时常处在国家控制和社会监督之外。因此,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将县级主导的基层政权组织完整地纳入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统一的政权体系当中。     

论中国苏维埃宪政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苏维埃宪政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较为健全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提出了处理党政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初步探讨了民族区域自治,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构成之一;但也有沉痛的教训,机械地移植了苏联的苏维埃体制,“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严重,倡导脱离中国实际的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民族资产阶级在很长时期被作为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