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理想型的传统社会。乡土中国在国家-士绅-农民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等特征,并在这些特征的维系下得以有效运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无法回归,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代言人-农民所取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生转型并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然而转型并不意味着质变,表面上看,虽然“乡土中国”逐渐演变为“离土中国”,但是乡村社会的底色尚在。在学理方面,我们需要围绕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所展开的讨论作出理解和反思。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移植"及演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的十年苏维埃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奋斗进程中一个艰难而又亮丽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的十年苏维埃运动,是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移植"过来的,但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最早提出"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主张的是斯大林.率先在中国打出"苏维埃"旗帜的是毛泽东.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指导,既有重大功绩,也有重大失误.历史的启示告诉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外国的体制、机制和经验,既要借鉴、吸纳,又要选择、慎取.重要的是建构和完善自身内生演化的体制和机制.     

论乡镇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通过考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乡镇体制变迁并总结其经验、吸取教训,可以梳理出近代以来乡镇体制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以期探索现代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原则、发现未来乡镇治理体制的理想模式。     

工农专政苏维埃国家形态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中国国家形态转型上有着重大的制度创设意义,促进了社会新风尚的形成,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作出积极的反应,但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兴衰,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太行山剧团与陵川

太行山是革命的摇篮。1938年诞生于太行山区陵川县的太行山剧团,为宣传抗日和太行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剧团的足迹遍及根据地各个角落,抗日的歌声传遍了八路军连队和根据地的村村寨寨。日本鬼子的残酷扫荡灭不掉,顽固派的摩擦打不垮,出出进进百余名成员,与太行山人民血肉相连,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对敌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革命”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涉及土地革命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党在各个时期土地政策的演变、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及相关人物与"土地革命"的关系等领域。研究者根据档案资料对革命前土地占有状况、租佃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重新探讨了土地革命的合法性前提,并根据前苏联解体后的解密资料对"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转变的问题提出了不同见解。研究者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和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土地革命重新解读,拓展了研究视野,但在原始档案资料的整合利用上还需进一步加强,并应着重这一领域的微观运作机制的研究。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1927年11月28日是海丰学宫和"东仓埔"建筑功能和历史含义的分界岭。这一天,这一座建筑群易名红宫红场,成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也是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1927年10月,海陆丰人民在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同志的领导下,继4月和9月两次武装暴动后,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10月25日,彭湃发布起义命令:全海陆丰的农军一齐起来攻打地方反动武装、民团保安队,先占区乡,后占县城。在"八一"南昌     

试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误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过程中,频繁出现失误。这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三阶段论”、“无间断革命论”和“第三时期理论”,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从而导致中共在革命危急关头一再错误估计形势,苏维埃政权建设几度陷入困境,最终无法立足苏区。     

军事化、内卷化与民国前期的关中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作为解释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在学术界广为应用.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内卷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之外,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亦是导致基层政权"内卷化"重要因素.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许与"国家政权"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的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