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开明绅士超越了自身的阶级局限,认同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积极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广泛参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成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一大亮点。开明绅士主要通过参议会、政府、绅士参观团、绅士座谈会等形式参政议政,在军事、政法、财政、文教、经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提案,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瞿秋白领导左翼文艺运动身份问题研究

瞿秋白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身份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从新发现的史料来看,瞿秋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除了凭借他长期从事中共高层领导工作所形成的威望,个人的独特魅力以及知名文学家身份以外,还与第三国际的态度和党组织的安排有很大关系.对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是主动参加的但介入左翼文艺运动的指挥决策系统并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是经组织同意的,并作为对其病假期满后的一种工作安排.而代表中央宣传部代管"文委"工作和此后被推举为分管文艺、教育和宣传工作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委员,就是时其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身份的确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所谓"王明控制的中央是不可能安排瞿秋白参与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广州起义新探

学术界在研究广州起义的过程中 ,往往偏重于对其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述 ,而对其目的、政权性质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对广州起义计划、实施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后 ,可以认为广州起义的目的是双重的而不是单一的 ,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的积极的退兵之役。其目的最初是重振“国民革命” ,其后是“开创苏维埃革命”。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能仅看作是民主政权 ,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广州起义的功过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     

从知识精英到政治精英——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轨迹和思想历程

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是十月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苏维埃政权刻意塑造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模板".但两者在各自身份、社会职能和政治影响力方面有较大的区别.如果说高尔基一直扮演着"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和知识界领袖角色的话,卢那察尔斯基则完成了从"知识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角色转变,在苏联早期的文化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浅析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是党领导当地群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活动的重要组织,是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群互动的重要纽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群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川陕苏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了土地革命、戒烟运动、扩充红军以及辅助红军军事斗争等革命活动,向人民大众宣传苏区的各项政纲和决策.这种方式不仅发挥了群众的自主性,也实现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标,对我们今天坚持“群众路线”依然有借鉴作用.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既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政府到底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严重分歧。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不足以说明“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阈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而一切“外来语”和主观推断终究是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苏维埃土地政策的政治诠释

解读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不宜从现代产权理论中关于土地权属的基本要素着手,而是应该更多地置于当时的客观环境特别是政治因素来评判;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有鲜明的阶级性、不确定性、依附性和强制性;苏维埃土地政策的实施,解构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苏维埃土地政策既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目标相呼应,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取向。     

浅论南梁苏维埃的以民为本

习仲勋领导创建的南梁根据地开创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南梁苏维埃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以民为本的发展政策。在土地改革中,既充分保证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又采取了相对宽厚的政策: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财经政策是宽松的: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来供给军队。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到根据地外打土豪。鼓励商人到根据地来做生意。为了方便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发行了辅币"苏票",这是可兑现的钞票,商人可以拿苏票到南梁苏维埃政府兑换银元。与此同时,文化教育工作也全面展开。这些以民为本的政策大得民心,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经济,厚植了民力;这些经验,到解放战争期间进行老区土改时,为纠正极左的偏差提供了思想基础。南梁苏维埃的以民为本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及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1927年11月28日是海丰学宫和"东仓埔"建筑功能和历史含义的分界岭。这一天,这一座建筑群易名红宫红场,成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也是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1927年10月,海陆丰人民在中共东江特委和彭湃同志的领导下,继4月和9月两次武装暴动后,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10月25日,彭湃发布起义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