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之入宪

作为九鼎之重器、国家之磐石的宪法应该记载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从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相关的宪法规范的变迁中,在对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应否入宪的理论纷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历史地、整体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可以得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应当入宪.然而,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入宪可能带来频繁修宪、因修宪的滞后性而制约经济发展等矛盾与问题,因此应该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入宪设置合理的限度和更完善的程序,这是问题的关键.     

虚拟变量在方差分析中的应用

文章在明确了方差分析与虚拟变量模型两者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两者的内在相互关系,并以实证分析详细论述了虚拟变量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保税港区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文章在对保税港区发展水平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指标设计原则和参考国内外关于保税港区的统计数据、分析依据,梳理了我国保税港区发展水平评价的有关统计指标。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相关指标进行了筛选与分层,确立与设计了中国保税港区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多变量整体模式的累加多层统计模型研究及应用

在多变量累加随机系数多层统计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层一的回归系数受层二变量影响的情形，建立单变量累加整体模式多层统计模型，此模型拓展了多层统计模型的适用范围。将单变量整体模式累加多层统计模型应用到中国香蕉产业组织化形式与亩收入以及有机肥施用占总用肥的比例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与实际基本相符的结果。     

正态总体方差的一种间接预估方法

鉴于极差比方差更容易获得,所以利用极差对正态总体方差进行间接预估以确定样本量的想法很有实用价值。根据数理统计理论,若以E(Rn)表示正态总体在样本规模n下样本极差的期望,则有E(Rn)=dnσ,dn可以通过多重积分计算得到,且只与n有关,而与μ和σ2无关。但这种多重积分式虽然有利于在理论上阐明dn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定性”关系,却无助于在应用上获得dn与n的定量关系式。本文利用随机模拟方法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dn的一个简明表达式:dn=0.5ln(n)+3,从而由此间接获得一个正态总体方差的估计值:σ^2=犤Rn/(0.5ln(n)+3)犦2这将使直接利用“更便宜的”极差确定样本量具有可操作性。     

算法解释权的证成与限定

以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在公共部门和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算法治理的呼声此起彼伏，算法解释权据此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针对算法解释权能否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提出有力的论证。根据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算法解释权同时满足合理性、合法性与现实性标准，应当认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48条已赋予数据主体算法解释权。但算法解释权利在制度构造上需进一步限定，具体包括解释权的解释内容限于事后解释，通过权利主体、决策类型、行使边界限制适用范围及参照动态体系论中的具体要素，结合应用场景，确立算法解释标准。     

辅助信息及其在抽样设计中的应用

正随着科技和生产的不断发展,抽样调查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我国经济社会统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水平的抽样调查,不仅能获得准确的调查结果,而且能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抽样调查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抽样设计水平的提高。无论是等概率抽样还是不     

论条约的“善意”解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1条“善意”的实证研究

善意履行条约必须以善意解释条约为前提。作为条约解释诸要素的灵魂,"善意"在个案中通过对诸解释要素和方法的指导、限制、评价、平衡和调节来得以实现、转化。善意原则适用于条约解释的全过程,包括对约文、上下文、嗣后惯例等审查,而不是仅适用于对条约特定词语或短语的解释。善意原则既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要素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法原则,又具有对其他解释要素的适用结果的评价和调节功能。善意的含义高度抽象,且内容难以穷尽,在条约解释中存在限制与局限性。     

我国瑕疵证据制度的风险及防范

瑕疵证据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国侦查机关不规范取证的形形色色。然,瑕疵证据制度的出台不应当是为了发展出更多瑕疵,而在于规范和减少瑕疵证据。由于对"瑕疵"标准缺乏合理并具可操作性的界定,可能会导致瑕疵证据适用的泛化,不利于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和实现司法纠错功能。要寻求减少瑕疵证据的路径,需要科学界定瑕疵的判断标准,完善取证制度,提高取证质量,细化瑕疵证据的补救方式,完善瑕疵证据的审查程序。     

论中国宪法学的“制度研究”传统及其转型

受政治学制度研究传统的影响,中国宪法学曾经长期以制度研究为重心。这一研究取向目前正在经历着转型,即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到中观与微观的制度安排、从单向度的制度建构到制度与社会现实的双向互动等。作为学术研究的进行时态,这一研究取向仍然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包括保持学术体系的开放性、提供宪法解释学的新路径、关注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解决宪法典中的国家基本政策的制度化问题等。在宪法解释学的发展缺乏司法实践推动力的背景下,关注宪法中的制度安排、宪法权利的制度保障、宪法政策条款的制度化,显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实践唯物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