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意义与解释——戴维森意义理论探究

戴维森基于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构造了一种非弗雷格式的意义理论.他放弃了在内涵框架内讨论意义问题,而通过纯外延的方式同时遵循整体论的原则来刻画一种语言的意义.这种做法引来了不少质疑.纯外延的方式与戴维森最初的愿望,即意义理论应该是处理意义而非指称的,是背道而驰的,最终将导致他的意义理论又蜕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弗雷格式的指称理论.     

论统一合同法中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适用--法解释学的视野

代位权制度作为新合同法中一种新的债权保障制度,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不确定之处,对其合理而具有创造性的解释,对保证这一制度实现其预期的社会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香港基本法的文本及其解释:以政制发展为中心的考察

香港基本法中关于政制发展的具体条文充分体现了它的独创性和优越性,香港政制的发展既是基本法所明文规定的港人的法定义务,也是中央对特区的政治承诺,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群众观和实践特色。香港基本法颁布实施以来,以该法文本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泛基本法"的文本集合,虽然载体形式不同,但所发挥的效力与基本法基本无异。     

解释学的两种模式、一个原点——有感于当下中国学术语境

既然是有感于当下中国学术语境而撰,当有其价值取向。此取向可概述为对伽达默尔模式的慎用,与对施莱尔马赫模式的追认。所以要慎用伽达默尔模式,是因为大陆学界很容易被"前理解""视域融合"等字眼所引诱乃至亢奋,而忽视伽达默尔其实并未忘却对象性"事物的本质"从来不是"人自己的概念的自由游戏"。相反,学术思维是否靠谱,仍得承受对象性存在的证伪。此对象性存在,在施莱尔马赫那儿,被命名为"他岸性",它是包括伽达默尔模式在内的现代学术皆认同的解释学"原点"。尊重施莱尔马赫的"他岸性",或许可提醒中国学界在解释古典学术时,切忌将学术门槛降得太低。     

解释学纲要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身后出版的《解释学与校勘学》中,此书的总序和导论以纲要的方式表达了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基本观点。他明确地界定了解释学与校勘学,区分了普遍解释学和特殊解释学、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解释学的严格的实践和不严格的实践,突出了语言在解释学中的核心地位,对解释学循环作了明确的表述,并提出了浪漫主义解释学的著名口号——我们能像作者理解的一样并能做到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等重要的思想。     

基于ARDL模型的港航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探索中国港航上市公司股价波动特征及其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港航上市公司股价与GDP、进出口总额、银行间加权拆借利率虽有长期关系,但是影响较小;与汇率、CPI、道琼斯工业指数无长期关系;M2对加权股价的直接影响却非常明显,体现出港航股市具有一些资金驱动的特征;加权股价受BDI的影响较为持久,说明国际航运市场运价水平对中国港航企业整体股价的影响非常明显。     

决策行为“于法有据”的法之塑造

后现代法学对法律与法治所采取的"揭弊"式作业,指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意义的流动性以及法治的不可能性。这种对所谓真相的"揭弊",一方面影响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人们探寻法治实现思维路径的热情。在对各种"揭弊"的回应中,人们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方法论的功能。法律方法论有多重功能,但最主要功能是寻找"于法有据"之法,塑造法治思维所需要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通过法律方法以及法律思维规则的使用,可以对法律、法治的各种"弊端"进行修复,并确定具体的法治之法。这种努力在法治的实现途径上证成了法治的可能性。     

论宪法解释的意义及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通过对宪法解释含义的探讨及对宪法解释意义的积极论述,揭示宪法解释对于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的宪法实施的现状始终不尽如人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构建研究

由于中国大多数企业缺少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加之汇率波动幅度及波动频率的不确定性增加,使暴露于汇率风险中的企业数量和风险头寸增加.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具有现实意义.文章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构建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构建模型,明确了建立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将受5个等级的16个因素影响,其中2个因素为直接影响因素,5个因素为基础性影响因素.文章试图为企业汇率风险应急机制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为企业汇率风险应急管理实践提供有效路径.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