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类型差异下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异质性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

产品类别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消费者渠道偏好往往因为产品类别的不同而迥异。 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渠道偏好有何不同?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引入产品实用享乐性与风险性,探 究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差异。 围绕产品的实用享乐性、风险性与消费者渠道偏好 的调节定向匹配提出了 4 个假设,运用实验法采集数据,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多项 Logistic 分析,对假设进行 了检验,并提出企业顾客管理建议,以期为企业根据产品类型区别建设渠道提供决策支持。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共享经济模式下企业联盟信息共享风险的评价模型

信息共享在企业联盟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盟企业之间高效率的信息共享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运作效率,但是投机行为、合作溢出、有限理性、市场风险、信息泄密等问题导致许多企业对企业间信息共享持有戒心。从企业联盟信息共享的内涵及价值入手,界定信息共享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并构建了包含8个变量的风险评价模型,进而判断企业联盟信息共享风险的大小。     

基因编辑的刑法规制 ——兼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以及可遗传等,该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因编辑的风险。按照基因编辑的目的,可将基因编辑分为治疗型、预防型和增效型三种。增效型基因编辑以及将人类胚胎植入动物体内或将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严重违背医学伦理且造成人类毁灭危险,应属于刑法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其他基因编辑行为也应视情况构成毁坏财物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等。此外,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时,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视情况认定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并购商誉、公司治理与风险防控

通过研究并购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线性与非线性影响,同时分析现金流和公司治理结构在商誉泡沫金融风险防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商誉增加会扩大股价崩盘风险,尤其是对非国资企业更明显;不同现金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不一样,对商誉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调节效应也不一样,经营性现金流和融资性现金流起缓解作用,而投资性现金流则可能起放大作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缓解股价崩盘风险,其中董事会的有效监督对国资企业最为有效,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对非国资企业最为有效;适度规模的商誉能防控股价崩盘风险,不同行业的阈值各不相同,如房地产行业两个阈值较小,而信息技术行业两个阈值较大。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